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箕子
本詞條是多義詞，共3個義項
商紂王叔父
大事件
輔佐商紂
公元前1600年-約公元前1046年
商朝時期，箕子佐政時，見紂王進餐必用象箸，感紂甚奢，嘆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為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
武王訪箕子
公元前1124年
公元前1124年周武王興兵伐紂。牧野決戰(zhàn)，紂王兵敗自焚。武王攻入商都朝歌，商朝覆滅。武王滅商建周后，求賢若渴的周武王訪道太行，在陵川找到了箕子，懇切請教治國的道理。
箕子明夷
公元前1046年
商末周初，武王也發(fā)覺自己失言了，就向他詢問怎樣順應天命來治理國家。箕子于是便將夏禹傳下的《洪范九疇》陳述給武王聽，史稱箕子明夷。
東渡朝鮮
公元前1406年
商末周初，箕子一行人從今膠州灣渡海，奔向與商有一定族緣關系的朝鮮，創(chuàng)立了箕氏侯國。同去的有殷商貴族景如松、琴應、南宮修、康侯、魯啟等。后來當周武王知道箕子遠避東方時，便派人到朝鮮封箕子做朝鮮的國君，并邀請箕子回鄉(xiāng)探望。武王因而封他為朝鮮侯,不把他當臣下看待。
神道設教
公元前1046年
商末周初，箕子在《洪范》篇中所表達的思想是神權至上主義，反映了殷商時期“率民以事神”的社會現(xiàn)實。他總結了商代神道設教的經驗，他認為統(tǒng)治者必須按照天生萬物的法則辦事，違背了這個法則，就要受到上天的懲罰。
開發(fā)朝鮮
公元前1046年
商末周初，箕子帶去了懂詩書、禮樂、醫(yī)藥、陰陽、巫術的知識分子，懂得各種技藝的能工巧匠。他們把中原文明帶到朝鮮半島北部，教化臣民，使古朝鮮習行中國禮樂制度，衙門官制、飲食起居逐漸沿習中原習俗。
創(chuàng)作《麥秀歌》
公元前1046年
商末周初，《麥秀歌》是箕子朝周途經故都朝歌時而作。
去世
公元前 1082年
公元前 1082年去世。
人物生平
輔佐商紂
箕子佐政時，見紂王進餐必用象箸，感紂甚奢，嘆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為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
果然后來商紂王暴虐無道，整天酗酒淫樂而不理政，揮霍無度。紂王的叔父箕子，見紂王這般無道，苦心諫阻，但屢諫紂王都不聽。
有人勸箕子離去，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尹之惡而自悅于民，吾不忍也”。箕子見成湯所創(chuàng)六百年江山即將斷送在紂王手中，心痛如割，索性割發(fā)裝癜，披發(fā)佯狂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每日里只管彈唱“箕子操”曲以發(fā)泄心中悲憤。紂王見此，以為箕子真瘋，遂將他囚禁起來，貶為奴隸。
東渡朝鮮
據(jù)說，箕子一行到了黃海邊，便乘了木筏向東飄去。幾天后登上了一島，因見山明水秀，芳草連天，一派明麗景象，便將那地方叫做朝鮮。從此，箕子帶領的五千余人在那里定居下來。
相傳箕子到朝鮮后便建筑房屋、開墾農田、養(yǎng)蠶織布、燒陶編竹，還施用八種簡單的法律，來防止和解決人們的爭執(zhí)。并把故國的文化傳播開來，把圍棋傳向四面八方。
箕子朝鮮
《尚書》收錄了箕子的《洪范》，而《周易》卦爻辭唯一提到的可靠的歷史人物，只有箕子。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將箕子、比干、微子并稱為“三仁”。朝鮮王朝的《三國遺事》、《東國通鑒》、《東史綱目》等重要史書，也都比較詳細地記載了箕子的史跡。
中國歷史上所記載的朝鮮最早是西周滅商之后，商朝遺臣箕子到朝鮮半島與當?shù)赝林⒘恕盎虾顕保@個國家在中國的漢朝時代被燕國人衛(wèi)滿所滅。公元前3世紀末，朝鮮歷史上第一次有所記載。在中國漢代的史學家司馬遷的《史記》中記載，商代最后一個國王紂的叔父箕子在周武王伐紂后，帶著商代的禮儀和制度到了朝鮮半島北部，被那里的人民推舉為國君，并得到周朝的承認。史稱“箕子朝鮮”。
公元前1120年，周朝時商的重臣箕子被周武王封于朝鮮。箕子朝鮮的歷史延續(xù)千余年，直到西漢被燕國人衛(wèi)滿所滅，建立了衛(wèi)滿朝鮮。箕子朝鮮可以說是朝鮮半島文明開化之始，據(jù)說今之朝鮮喜愛白色之民俗即商代尚白之遺風。箕子胥余是殷末著名賢臣，因其品行高尚，被孔子譽為殷之“三仁”之一。因紂王無道，受到政治迫害的箕子率其族人出走朝鮮。箕子入朝鮮半島不僅傳去了先進的文化，先進的農耕、養(yǎng)蠶、織作技術，還帶入了大量的青銅器，另外還制定了“犯禁八條”這樣的法律條文，大量中國古代典籍和朝鮮史書的記載與在朝鮮出土的青銅器、陶器以及朝鮮的地面古跡三方面相互印證，都證實了箕子朝鮮的存在。自古以來，中朝兩國人民都珍視這一有據(jù)可查的史實。在朝鮮有自己的歷史記載以來，或者說直到上世紀60年代前，朝鮮、韓國的史書、教科書都沿襲了這一歷史學說。
開發(fā)朝鮮
箕子帶去了懂詩書、禮樂、醫(yī)藥、陰陽、巫術的知識分子，懂得各種技藝的能工巧匠。他們把中原文明帶到朝鮮半島北部，教化臣民，使古朝鮮習行中國禮樂制度，衙門官制、飲食起居逐漸沿習中原習俗。
政治上，箕子頒布八條成文法，禁止殺人、傷人、盜竊；經濟上，推廣殷商的田畝制度和中原先進的耕作、養(yǎng)鼠技術。據(jù)朝鮮王朝史學家安鼎福編著的《東史綱目》記載，箕子在朝鮮治理不到三年，當?shù)孛耧L大變，夜不閉戶，沒了盜賊，婦人守貞不淫，男婚女嫁不重聘禮，民眾節(jié)儉敬睦，社會和諧安定。還有人把平壤郊外的大同江比作黃河，把永明嶺比作嵩山，編成歌典來歌頌和贊美箕子。
中國唐代大詩人柳宗元所說的箕子“化及民”，就是箕子在朝鮮教化百姓，并形成了良好的社會風氣，促進了社會的發(fā)展。對此，《高麗史》也有記載：公元1102，禮部上奏稱，中國教化禮儀，自箕子始，并乞求為其立祠以祭。
不管是中國文獻還是朝鮮史書，箕子對古朝鮮的開發(fā)都是功不可沒的，日本江戶時代前期(公元17世紀初)的史學家林鵝峰認為，箕子到朝鮮開創(chuàng)“東方君子國”，“東方君子國”這種稱謂也就是從那時候開始。
后繼發(fā)展
《史記·朝鮮列傳》明確記載說：西漢建立政權后，與古朝鮮以水為界。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盧綰反叛，投降匈奴；燕人衛(wèi)滿逃跑到朝鮮地區(qū)，后來奪取王位，建立了衛(wèi)氏王朝，建都王儉城（今平壤）。呂后當權時，衛(wèi)滿曾經與漢朝的遼東太守約定，稱為漢朝的"外臣"。衛(wèi)滿傳國三代，至孫子右渠王。右渠王與漢朝關系緊張。漢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漢朝使者涉何與右渠王反目，涉何殺死朝鮮的裨王長，右渠王派兵殺死涉何。于是兩國之間爆發(fā)戰(zhàn)爭。元封三年，在漢朝大軍壓境的情況下，尼相參殺了右渠王投降。漢武帝把朝鮮地區(qū)劃分為四郡：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并封右渠王的兒子長降以及尼相參等人為侯。以上事實，是兩國學術界都承認的。如：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科學院歷史所主編的《朝鮮通史》（賀劍城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62年出版），就是這樣記述的："紀元前3世紀，中國周滅亡，分裂為數(shù)國，互相混戰(zhàn)。當時古朝鮮的侯也稱為王，擁有相當?shù)墓倭艡C構和相當?shù)奈溲b部隊。……后來，秦統(tǒng)一中國，筑萬里長城時（紀元前214年），古朝帝的帝王曾企圖利用這個機會，擴張自己的勢力。后來，他的兒子準王收留北中國燕、齊、趙等國避亂和遷徙的居民，使住于古朝鮮西部地區(qū)，擴大了古朝鮮的領域。""紀元前206年漢統(tǒng)一中國后，修萬里長城外的遼東故塞，以盧綰為燕王，與古朝鮮以浿水為界。紀元前195年盧綰叛漢，亡命匈奴，其部下衛(wèi)滿聚眾千余名，渡水入朝鮮。準王賜予博士爵位和百余里土地，令其統(tǒng)率亡命于古朝鮮西部國境之漢人。衛(wèi)滿在古朝鮮的西部境界擴張勢力，于紀元前194年襲擊王儉城，驅逐準王，自立為古朝鮮'國王'。""漢四郡的設置對朝鮮各部落的政治、經濟、文化上有巨大的影響。漢通過樂浪郡，與朝鮮各部落之間的交易廣泛開展起來了。考古遺跡發(fā)掘工作中（僅遼東地方尚不得知），在大同江流域黃海道，直到韓國慶尚道地方，都發(fā)現(xiàn)漢朝時代的文化遺物的事實，就說明了這一點。"
為政舉措
文化
1、“正蒙難”是說他在隱居時心憂天下，以“箕子操”來寄情書懷；
2、“法授圣”是說周武王滅商后向箕子咨詢治國大道，箕子以洪范九疇傳授之；
3、“化及民”是說箕子在朝鮮建立東方君子國。
正蒙難
思想家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見微知著。當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衰象初顯的時候，外表上轟轟烈烈，其實內囊卻上來了，所謂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史記宋微子世家載“紂為象箸而箕子唏”，這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夫商之季世，紀綱之廢，道德之墮極矣。”（王國維語）商朝的滅亡決不單單是紂王一個人的過失，而是整個國家民族沉迷在令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墮落習俗里面去了，如歷代王朝末世一樣。
當有人勸他離開殷商另謀高就。他說，我如果這樣去做，是在“彰君之惡”和“自說于民”。于是，箕子佯狂而獨自一人隱居在箕山，閑暇時候借樂曲《箕子操》抒發(fā)自已郁郁不得志的苦悶心情。當紂王聞知箕子近況，遂囚禁在今天一個名叫“箕子臺”的地方。箕子臺在今河南西華縣。箕子在那個地方構思出洪范九疇的偉大思想。
法授圣
這個洪范九疇在中國思想史的地位實在不得了。它闡述了行政方式、行政準則及行政決策方式，是一部中國歷代專制王朝的行政大法，對于中國專制社會形成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同時也奠定了陰陽五行說的基礎，提供了中國人傳統(tǒng)思維的框架。
從洪范九疇的內容看，它涵蓋了對自然世界、人身、行為、治國安民、政綱、天文、歷數(shù)、根本大則、做人德性、氣候征象、禍福種類等等人生實踐內容的全部，但它決不是西方認識論意義上的知識，而是完全出于實用目的的一種經驗積累。洪范九疇其實是就社會政治秩序對君王說話行為的經驗總結。陳來在《儒家思想的起源》一文中說，“中國上古的天啟文獻竟然全部集中于社會事務，這不能不說華夏族特有的一種文化態(tài)度和文化精神。”
社會秩序的得治是“洪范九疇”提出的真正目的，這與亞里斯多德提出范疇理論的本體論目的可謂是天壤之別。就目的的思維特征言，亞里斯多德范疇理論的提出，是出于一種“純知識”的興趣和好奇。而“洪范九疇”的提出則是出于解決社會現(xiàn)實問題的實用性需要。
從方法的角度看，亞里斯多德對范疇的獲得方法和途徑進行了自覺的反思，在思維上具有思辯色彩，一種遠離人生感覺經驗的純理性態(tài)度。這反映在范疇篇前四章內容。相反，洪范九疇是中國人對人生、社會實關懷而求得的經驗知識。“這些分類的標準是經驗，故可視為經驗的綜合。”（成中英）由此我們可以得知西方思維方式是本體、語言、邏輯三位一體的，而中國的傳統(tǒng)思維方式則是社會、實用、經驗的三位一體的。所謂中國古代“四大發(fā)明”其實就是這種思維下的“杰作”。
箕子作為思想家最偉大的地方在于首次提出“社會公正”的政治哲學，并且寄希望于“開明君主制”。“五曰皇極......皇極，皇建其有極......毋偏毋頗，遵王之義。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惡，遵王之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側，王道正直......凡厥庶民，極之傅言，是順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史記宋微子世家）在這里箕子闡述了“王道正直”的精神史觀。“皇建其有極”就是要國君建立治國的典范，這個典范就是“王道”（即遵王之道、遵王之路、遵王之義）。后人釋“皇”為大，釋“極”為中，又云：“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
化及民
在那次兩人高峰會面之后不久，周武王把朝鮮作為箕子的封地賞賜給他。箕子來到自己的封地后除了頒布實施具有憲法性質的“八條之教”外，教民耕作建立“箕田”、教民禮儀。今天朝鮮穿衣喜歡白色，就是“殷人尚白”這一習俗的延續(xù)。
“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漢書地理志）
“昔箕子既適朝鮮，作八條之教以教之，無門戶之閉而民不為盜”（三國志魏書東夷傳）
思想
神道設教
箕子在《洪范》篇中所表達的思想是神權至上主義，反映了殷商時期“率民以事神”的社會現(xiàn)實。他總結了商代神道設教的經驗，他認為統(tǒng)治者必須按照天生萬物的法則辦事，違背了這個法則，就要受到上天的懲罰。
“我聞在昔鯀堙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范九疇，彝倫攸敘。”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我聽說從前鯀用堵塞的方法治理洪水，攪亂了五行，上帝于是發(fā)怒，不把九類大法傳給他，因而他不懂得治國安民的常道。鯀被誅以后，禹繼承了他，上天就賜給他九類大法，因此得到了治國安民的常道，做了這樣的安排。
五行，即金、木、水、火、土，居九疇之首，各有其性，必須順其性而用之。這個思想雖然籠罩著神秘主義的外衣，但仍有一定的進步性與合理性。如把金、木、水、火、土五種物質元素放在“相互關系”中加以考察比較，形象地看出了事物在性質上有“潤”與“燥”的差別，在方位上有“上”與“下”的差別，在形體上有“曲”與“直”的差別，這里注意觀察事物的特性和功能，試圖從聯(lián)系和差別中去認識事物，包含有差異思想的萌芽，從而為研究事物的矛盾打開了思路。又如金、木、水、火、土五種物質元素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客觀關系，鯀由于不掌握水、土之性，采取以土堙水的辦法而失敗了；禹總結了這個教訓，通過實測來掌握山川形勢，同時按“水曰潤下”的客觀性能，采取疏導法，取得了治水平土的功績。這種對“五行”各種物質性能關系的認識，包含有內在聯(lián)系思想的萌芽，給后人帶來了有益的啟示。禹經過治水平土的斗爭，在初步認識“五行”各種性能的基礎上，觸類旁通，促進其能動性的發(fā)揮。如認識到“水曰潤下”的特性，就令發(fā)展水稻生產；認識到“火曰炎上”的特性，就推行刀耕火種；認識到“木曰曲直”的特性，就促進各種交通工具的制造；認識到“金曰從革”的特性，就發(fā)展冶煉鑄造，變革自然，為人所用。
箕子認為天子必須立一標準，使人民遵從。“皇建其有極。”做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使人民順從教化，不敢違法亂紀。而人民必須絕對服從天子，“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不要有偏私，要遵守先王的正義；不可夾雜私心的偏好，遵守著先王的大道；不要做壞事，遵守著先王的正路。君子有絕對權威，“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君主可以給人恩賜，可以給人懲罰，可以吃美好的玉食，臣民不能給人恩賜，不能給人懲罰，不能吃美好的玉食，所以臣民不能僭奪。
箕子認為筮是探測上帝意志的方式，因之必須重視，“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選擇能夠用龜殼卜卦和用蓍草占卦的人，命令他們根據(jù)不同的兆形卜卦。君主有疑問時，要“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首先君主自己要多加考慮，然后再和卿士們商量，再和人民大眾商量，最后再問及卜筮。不過卜筮以龜或筮表示，有決定權。卿士、庶人只是陪襯而已。因此“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君子同意，龜卜同意，筮占同意，但卿士不同意，人民大眾不同意，這也吉利。這即是說，對于君主要做的事，縱使卿士、庶民不贊成，但只要符合君主本人的意愿而又有卜筮同意，也是吉利的。由此可見卜筮在帝王神道設教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
箕子認為如君主不從天意，天必警以災異，天人相應。因而有“休徵”、“咎徵”之說。所謂“休徵”，即美好的徵兆，順乎天意，則風調雨順，萬事吉利。所謂“咎徵”，即不好的徵兆，逆乎天意，則降災降禍，萬事不順。
補偏就正
箕子指出各種不同類型的個性特征和品格，都應采取補偏救弊的辦法，使之合于正道。他說，“無反無側，王道正直”。不要反復，不要偏心，王道是正直的，凡不合乎正直之道，偏剛偏柔之人，都要加以裁抑。他說：“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他主張對那些公平正直的人，就用正直去對付他；對那些強硬不可親近的人，就采取剛強的方式去制服他；對那些平和可親之人，就用柔緩的方式去教育他。糾正沉靜之人的缺點，要用剛強來補救；糾正高傲之人的缺點，要用柔和來補救。
箕子認為正直是德行的最高標準，不要過剛，也不要過柔，這才合乎正直之道。君民各安其位，各守其本份，才不違背正直之道。違背正道，就會有過失。“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谷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王者有了過失，影響一年，卿士影響一月，師尹影響一日。一年一月乃至一日都沒有變化，百谷就能成長，政治就會光明，優(yōu)秀之士就能得到任用，國家也就安寧了。王道即正道，補偏就正，平康正直，萬事大吉，國家平安。這是箕子設計的治國方案。
重視五事
箕子在總結殷亡的教訓中，還提出對君主及太子要在“貌、言、視、聽、思”這“五事”上進行教育：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又，明作晢，聰作謀，睿作圣。”
箕子說所謂五事，一是容貌，二是言語，三是視察，四是聽受，五是思慮。容貌要恭敬，言語要有條理，視察要清楚，聽受要聰敏，思慮要通達。容貌恭敬，表現(xiàn)就嚴肅；言語有條理，辦事就順利；視察清楚，就能明辨一切；聽受聰敏，謀事就能成功；思慮通達，就能成為圣人。箕子作為太師，提出重視“五事”，顯然是針對君主及太子的。他認為君主與太子不能只作孤家寡人，還要對外界多所接觸，要“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要在“五事”上多加注意，要謙遜待人，要廣見多聞，才能使自己聰明通達、多謀善斷。這樣，才能成為理想的圣君。
惟材所用
箕子對周武王說：“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xié)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他的意思是說，凡是百姓中，有謀略、有作為、有操守的，天子要經常想到他們。行為不合法則，又沒有陷入罪惡的人，君王要寬容他們。有猷、有為、有守者是上才，可以重用。就是達不到上才標準的人，也要誘撫之，使之為我所用。這是箕子在人才的任用與選拔方面，突破神權政治局限的例證。
此外，箕子在“八政”中提出國家重要的政府要員八位：“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即一是管理民食，二是管理財物，三是管理祭祀，四是管理住行，五是管理教育，六是管理司法，七是接待賓客，八是治理軍務。箕子把管理教育的司徒官，位在第五，可見他對教育的地位是重視的。
八大法律
箕子制定了八大法律：
1，殺人者死
2，傷人者賠償
3，盜竊者為奴
4，男女不能亂搞
5，同姓不得結婚
6，部落人不許越界
7，部落不許仇殺
8，生活中要避諱
史籍記載
封國于箕
“箕 《左傳·信公三十三年》：“狄伐晉，及箕，”解曰：“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非也，陽邑在今之太谷縣，襄公時未為晉有。傳言“狄伐晉及箕”，猶之言“齊伐我及清”也，必其近國之地也。成公十三年，厲公使呂相絕秦，曰：“入我河縣，焚我箕、郜。”又必其邊河之邑，秦、狄皆可以爭。而文公八年，有箕鄭父；襄公二十一年，有箕遺，當亦以邑氏其人者矣。"為證。
箕子明夷
《太平御覽卷十六》：至周武王訪箕子，箕子言大法九章，而五紀明歷法。（歲月日星辰為五紀也。）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如淳曰：家業(yè)世相傳為疇。律，年三十三傳之，疇官各從父事。）或在夷狄，故其所記，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戰(zhàn)國擾攘，秦兼天下，未遑暇也。亦頗推五勝，（五行相勝。秦以周為火，用水勝之也。）而自以為獲水德，乃以十月為正，色尚黑。漢興，方紀綱大基，庶事草創(chuàng)，襲秦正朔。
東去朝鮮
《史記·宋微子世家》、《尚書大傳·洪范》中都有記載。周武王滅殷封箕子于朝鮮，箕子朝鮮侯國正式成立。其受封之地即今之平壤。《三國遺事》記載：“都平壤城（小字注：今西京）。”
《韓非子》：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盛羹於土簋，則必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盛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下不足矣。圣人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
箕氏世系事跡，見于鮮于氏奇氏譜牒。據(jù)譜牒所載，“箕氏凡五十三王。其第五十一世曰元王勛者，有別子三：曰友平，其后為鮮于氏。曰友誠，其后為奇氏。曰友諒，其后為韓氏云所以所以未必可信。今姑擷其大要如下：其略曰：“武王克殷，箕子恥臣周，走之朝鮮，今平壤也。殷民從之者五千人，詩書禮樂及百工之具皆備。周人因而封之。箕子不受。子松，始受周命為朝鮮侯。亦曰韓侯。韓，方言大也。《詩》所謂王錫韓侯者，即其后也。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引《潛夫論》謂：“昔周宣王亦有韓城，其國也近燕，故《詩》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又引王肅云：“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又引《水經注》云：“方城今為順天府固安縣，在府西南百二十里。”按《大清一統(tǒng)志》：“韓城在固安縣西南；《縣志》今名韓侯營，在縣東南十八里。”細審詩義，今人多從此說。據(jù)現(xiàn)行政區(qū)劃，當在北京市通縣之西，固安縣之東北。王符《潛夫論》，篇三五《志氏姓》：“昔周宣王時亦有韓侯，其國也近燕。其后，韓西亦姓韓，為衛(wèi)滿所伐，遷居海中。汪繼培箋：案韓西蓋朝鮮之誤。此說不可取，鄭玄曰：周封韓侯，居韓城，為侯伯，言為獫夷所逼，稍稍東遷也。固安縣之韓侯國后遷至東北，原姓姬，后改姓韓，以國為姓，可有史書為證，魏略曰：箕子之后朝鮮侯，準與滿戰(zhàn)，不敵也。將其左右宮人走入海，居韓地，自號韓王。其子及親留在國者，因冒姓韓氏。準王海中，不與朝鮮相往來。可證固安縣之韓侯國后遷至東北，原姓姬，后改姓韓，東北必有韓侯國，后來東北與朝鮮就有了韓姓既而詩云，韓侯受封北土，追其蠻貊，王肅潛夫論言，東北韓侯被衛(wèi)滿所滅，其后逃入韓地，此韓侯為韓西.。箕子十八傳至貞敬王闕。其十三年，當周桓王十年。饑，使通齊魯語者，泛海買米。二十世曰孝宗王存。使上大夫鮮于益聘于齊。齊行人公孫恪來聘。有伯一清者，自言周人。得軒轅氏之術，能煉丹長生。以訪東海神山，浮海至朝鮮。群臣請試其術。不許。太子孝信之。王卒，孝立，是為天老王。以一清為國師。筑求仙臺于紇骨山，高五百尺。以修道故，傳位于子修道王襄。以一清為國太師。使一清弟子盧龍，駕大船數(shù)十，入東海求神山。至竹島，遇風，舟盡覆。盧龍僅免。天老王及修道王，皆以服丹藥毒發(fā)卒。修道王子徽襄王邇立，誅一清及盧龍。二十七世曰英杰王黎。周敬王元年立。北胡入寇，自將伐之。拓地千里。北胡，或曰：即中國所謂東胡。或曰：實后世之靺鞨也。二十九世曰濟世王混。禁人民潛商齊魯者。三十二世曰赫圣王隲。燕僖公使來聘。卒，子和羅王諧立。六年，周安王二十二年。燕人侵邊郡，郡守苗春敗之。卒子說文王賀立。五年，周顯王四年。燕將以二萬人侵遼西，上大夫衛(wèi)文言敗之五道河。燕將移屯連云島。造船筏，將渡海來襲。明年，文言又敗之。射殺其將。余眾遁還。卒，子慶順王華立。十二年，周顯王十九年。北胡酋厄尼車吉汗來朝。請共伐燕。下大夫申不死以兵二萬會之。北胡兵一千，共拔上谷。燕連年來侵，皆不得志。十九年，周顯王二十六年。請和，許之。卒，子嘉德王翊立。二十年，周顯王四十六年。燕稱王，亦稱王。追王箕子以下二十九世。卒，子三老王煜立。元年，周慎靚王五年。使大夫王霖如周。自箕子三十九世至章平王潤，大為燕將秦開所敗。失地二千余里。以潘滿韓為界。未詳何地。北胡酋阿里當夫請助報燕，不許。北胡怨，不朝貢。自將伐之，敗還。卒，子宗統(tǒng)王杏立。王之世，服屬于秦，惟不與朝會。卒，子哀王準立。立二十年而秦滅漢興。二十七年，燕人衛(wèi)滿，率千余人來歸。封以故秦空地曰上下障者數(shù)百里。漢惠帝元年。衛(wèi)滿告王：漢兵十道至。請入衛(wèi)，許之。滿遂襲王。王與戰(zhàn)，不勝。將左右宮人及余眾數(shù)千浮海。攻馬韓，王之。都金馬郡，今全羅北道益山郡也。傳九世，為百濟所滅。時王莽始建國元年。遺民保聚一隅，奉先王之祀者曰后馬韓。至建武時，降于新羅云。”其所記皆不近情很顯然。而天下下無可全然偽造之物，總必略有事實為據(jù)。據(jù)之，亦可推想朝鮮古代之而已形而已。
箕子繼序之君。東史無考。而新刊《幸州奇氏族譜》。列錄箕子以后世序。以為奇氏於湖南光州。浚梁得石碑。刻箕子后奇氏世系甚詳。箕子后失國后。復系馬韓世系甚詳。然有節(jié)節(jié)可疑者。今采錄焉。蓋周武王已卯。自子來自朝鮮。仍以為君。漢惠帝丁未。箕準為馬韓。合為九百二十九年。而今此四十一代。則為一千三十六年者。可疑也。四十一代之中。東史只有箕否、箕準兩代名。而此則無箕否。可疑者也。且三國中葉以后謚始有謚法。而《奇譜》列錄謚皆似謚號。可疑者也。東史。以箕準為馬韓始祖。號虎康王而已。無繼序之君。而《奇譜》。則無虎康王。而以康王卓為首。可疑者也。其列錄。太祖文圣王箕子四十年。莊惠王松二十五年。敬孝王詢二十七年。恭貞王伯三十年。文武王椿二十八年。太原王札四十四年。景昌王莊十一年。朝平王朝十四年。哲威王調十八年。宣惠王索五十九年。國家晏然無事。誼襄王師五十三年。文惠王炎五十年。盛德王越十五年。悼懷王職二十五年。文烈王優(yōu)十五年。昌國王睦十三年。武成王平二十六年。貞敬王闕十九年。樂成王懷二十八年王存活宗王存活十七年。天老王孝二十四年。修道王襄十九年。徽襄王世紀二十一世紀。奉日王參十六年。德昌王僅十八年。壽圣王翔四十二年。英杰王移民六年。移民王岡十七年。濟世王鯤二十二年。淸國王璧三十五年。導國王澄十九子。赫圣王子二十八并列。和羅王并列十六年。說文王賀八年。慶順王華十九年。佳德王詡二十七年。三老王煜二十五年。顯文王釋三十九年。章平王潤二十八年。宗統(tǒng)王恤十二年。哀王準二十八年。馬韓康王卓?021。漢惠戊申立三年。安王龕三十二年。惠王寔十三年。明王武三十一年。孝王亨四十年。襄王燮十五年。元王勛二十六年。稽王名失傳十六年。漢成帝癸卯。為百濟王溫祚所竝。又按馬韓。以康王卓為首。其下列錄七王。且東史。馬韓始於漢惠帝戊申立。成帝癸卯。為百濟王溫祚所滅。當為一百七十六年者。亦可疑而東史往往特書之。以為信跡。則似未為允當也。箕子代序。或以為金草家百鍊所傳。未可據(jù)也。箕子子孫。不可略也。故僅得古牒。冥搜幽探。得略干條。兼為辨證之。《魏略》。箕準子支留在國者。因冒姓韓氏。準往?022海中。不相往來。韻書。箕子封於朝鮮。支子仲食采於于。因氏以鮮于。《三國志》。鮮于嗣。魏明帝景初中。樂浪太守。明帝遣嗣及帶方太守劉昕。越海定二郡。諸韓國臣智。加賜邑君印綬。其次與邑長。《晉書》。單于嬰。晉武帝太康二年。平州刺史。鮮卑寇遼西。嬰討破之。鮮于樞。宋趙孟頫贈鮮于樞詩曰。箕子之后多髥翁。洪萬宗《東國歷代總目》。皇明洪武間。有鮮于京者。為中領別將。其七代孫寔。自泰川來。居平壤崇仁殿側。遂以寔為箕子后。拜殿監(jiān)。子孫世襲。而鮮于氏之聞人鮮于鋏。號遯庵。尤庵宋先生門弟又有鮮于恪。亦知名人。《東史》。馬韓元王。有子三人。曰友平、友誠、友諒。國亡。友平奔高句麗。仕琉璃王。為北原鮮于氏。友誠降百濟。仕溫祚王。為德陽奇氏。友諒亡歸新羅。仕脫解王。為上黨韓氏。李月沙廷龜崇仁殿碑曰。馬韓末。有孱孫三人。曰親后為韓氏。曰平為奇氏。曰諒入龍岡烏石山。為鮮于氏。其曰親者。卽《通考》所謂。箕準子友親。留在冒姓韓氏者也。其曰平曰諒。與《奇譜》同。又有箕氏。《萬姓統(tǒng)譜》。箕姓。箕子之后。以國為氏。周有箕鄭。晉文公問濟饑。對曰以信。箕酆。晉大夫。漢箕堪。西華令。箕肆。臧荼將。箕稠。烏桓校尉。箕澹。晉時勸劉琨攻石勒。我東。則京兆帳籍有箕氏。而皆微賤。余於湖南按察營。見箕姓。役使令者。問其族。則只有一身云。此箕子子孫之大略也。我東。為箕子紀事。堪作箕子朝鮮史者。有尹斗壽《箕子志》。李栗谷先生珥《箕子實記》。徐命膺《箕子外紀》。正廟諸臣所編《箕田考》。按柳泠齋得恭《灤陽錄》。圓明園宴班。王中堂杰。求三國秘史、東國聲詩於副使。本國無此二種答之。又求圃隱、牧隱二《集》。徐公浩修或慮有忌諱處。竝辭以無。中堂懇問他書。不得已以韓久庵《箕子井田圖說》應之。后竟筵稟校正。附柳根、許筬、李瀷諸說。名以《箕田考》。印送。此外。未知有何書也。愚以為於《洪范》之書。十有三祀。《微子之命》。以其舊爵名篇。而知武王、周公之仁。不奪人之所守也。箕子朝周之說。可謂誣罔千秋者也。謹為辨證焉。
開發(fā)朝鮮北部
成書于西漢初年的《尚書大傳》云："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尚書·微子》篇中，微子稱箕子為"父師"。先秦史書《竹書紀年》云："伯夷、叔齊去隱于首陽山。或告伯夷叔齊曰：'胤子在，父師在夷，奄孤竹而君之，以夾煽王燼，商可復也。'"父師在夷，與箕子開發(fā)朝鮮吻合。西漢焦延壽《易林》也說："朝鮮之地，箕伯所保"。它們的記述可以互相印證。其中，《史記·宋微子世家》記述得比較系統(tǒng)具體。
《漢書·地理志下》記載得比較具體："玄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貉、句驪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相傷以谷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于遼東，吏見民無閉藏，及賈人往者，夜則為盜，俗稍益薄。今于犯禁浸多，至六十余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
箕子后人
《后漢書·東夷傳》還記敘了箕子后代的情況："其后四十余世，至朝鮮侯準，自稱王。漢初大亂，燕、齊、趙人往避地者數(shù)千口;而燕人衛(wèi)滿擊破準而自王朝鮮，傳國至孫右渠。""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shù)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為風。異乎三方者也。茍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懷憤，以為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三國志·東夷傳》也有相同的記述。《三國志》注引《魏略》記述得更詳細，而且記述箕準南逃以后，"其子及親留在國者，因冒姓韓氏"。該國的確既有箕姓，又有韓姓。
個人作品
《麥秀歌》是箕子朝周途經故都朝歌時而作。故地重游，作者目睹宮室毀壞荒涼，淇河之濱，朝歌原野，遍地小麥正揚花秀穗，但今夕縱異，觸景生情，心甚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則近于婦人，憤然吟詩。寥寥十數(shù)字將亡國慘狀和原因和盤托出，而且凄涼悲惋。朝歌殷民聽見，皆動容流涕。
麥秀歌
殷·箕子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
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
箕子還總結治國安邦之道的著作《洪范》。
后世紀念
箕子陵
是古代高麗國為紀念箕子而建的陵墓，原址位于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平壤牡丹峰腳下，至今已無存（朝鮮炸毀箕子陵興建檀君陵）。1102年，高麗肅宗接受禮部的建議，訪查箕子埋葬的地點。最終認定箕子埋葬于牡丹峰下，肅宗便為箕子修筑了陵墓，又在旁邊建立箕子廟以進行祭祀。不過，中國古代地理著作《水經注》記載：“杜預曰：梁國蒙縣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西有箕子冢。”若根據(jù)記載來推斷，平壤的箕子陵不是真正埋葬箕子的地方，而僅僅是箕子的衣冠冢，真正的箕子墓至今仍然存在中國。朝鮮半島歷代君主都對箕子陵進行定期祭祀，并進行過數(shù)次修繕。箕子陵與乙密臺、七星門、浮碧樓毗鄰，成為古代平壤著名的景觀之一。1959年春季，為了建設牡丹峰青年公園，金日成下令將箕子陵拆毀。
唐朝時，在朝歌南關建箕子廟，文學家柳宗元為共寫了碑文，今存。明正德年間，在南門內路西建有“三仁祠”，以祀其位，遺址尚存。河南省西華縣有箕子臺一座，原址位于縣城東南，為箕子被紂王流放后讀書之所。原址已坍塌，后人在縣城西北新建一臺，仍名箕子臺。
考古發(fā)現(xiàn)
首先從有關考古發(fā)現(xiàn)看。檀君神話說，天神降于太伯妙香山，可以與該國的石器時代相互印證。妙香山在今平安北道、平安南道與慈江道交界處，處于大同江與清川江之間。考古發(fā)現(xiàn)，公元前5000年至前1000年初，朝鮮半島正當新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典型的文化遺址，多分布在平安南道、黃海北道等處，大同江正好流經這些地區(qū)而進入大海。生息在平原、河谷的初民，把妙香山想象為其祖先（天神）降落之處，是很自然的事。妙香山，正如古希臘的奧林匹斯山、古代中國的泰山一樣。檀君神話又說，檀君在箕子進入朝鮮后便移位隱居，正說明古代朝鮮文化接受中國文化影響，由神話時代轉入了文明時代。《漢書》說箕子制定了八條禁令，標志古朝鮮社會在中國文化的影響下，已快速地邁進了有成文法的文明時代。考古發(fā)現(xiàn)可以證明這個歷史記載。《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說："朝鮮青銅時代的年代大體在公元前10世紀至前5世紀，主要遺址在平安北道和黃海北道。""與周圍地區(qū)存在著文化聯(lián)系。"這時代正好與箕氏王朝開發(fā)朝鮮的時代相吻合；箕子朝鮮的國都王儉城的故址也正好在平壤市南郊大同江岸邊。而且，古朝鮮的青銅器和支石墓跟中國遼寧和山東的青銅器與支石墓，形制一致。今平壤有箕子墓，也決不是空穴來風。
其次從該國古代的族源神話看。該國族源神話基本是卵生神話。高句麗國的始祖朱蒙是卵生；新羅國的始祖樸赫居世是卵生，新羅國的脫解王（姓昔）和金閼智也是卵生，新羅三大王族（樸、昔、金）都是卵生；南方的駕洛國的6個國王也都是卵生。這些神話本身，與中國卵生神話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中國卵生神話很多，人所共知的如：簡狄吞燕卵因孕生契（參見《史記·殷本紀》）；女修吞燕卵而生秦祖先大業(yè)，其后代曰孟戲、中衍，仍然鳥身而人言（參見《史記·秦本紀》）；直到明末清初，滿族還有仙女吞鳥卵而生下清始祖努爾哈赤的神話傳說（參見《清史稿·太祖本紀》及蔡東藩《清史通俗演義》）。據(jù)諸多學者考證，東夷是華夏民族的重要組成部分。東夷始居地在今易水、燕山一帶，后來一支沿渤海南下，一支向東北遷徙，并達到朝鮮、日本等地。更有人認為，虞舜、殷商、秦嬴等皆為東夷分支。《孟子·離婁下》便說過："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我們即使不把殷商、秦嬴劃為東夷范圍，但它們與東夷諸族相互影響則是無法否認的事實。因此，從卵生神話這個角度看，古代朝鮮與箕子所帶去的殷商文化的關系是非常密切的。再次從姓氏及有關考古發(fā)現(xiàn)看。中國《宋史·禮志》記載，宋徽宗封箕子為遼東公。宋朝羅泌《路史·國名紀》說：唐高祖武德年間"以遼為箕州"。今遼寧集安西有淇水縣，遼寧新民一帶有祺州。1973年，遼寧喀左北洞村出土西周早期銅鼎，腹內底壁銘文有"箕侯"字樣。而且，箕子東去朝鮮時，在路經河北正定時留下了一支子孫，就是后來"鮮于"復姓的來源。《風俗通·姓氏篇》云："武王封箕子于朝鮮，其子食采于朝鮮，因氏焉。"
朝鮮半島的姓氏也一樣可以作為證明材料。今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大韓民國的姓氏中有箕姓，還有其分支韓姓、齊姓，他們都奉箕子為始祖，并到中國河南省淇水縣朝歌鎮(zhèn)的三仁祠尋根問祖。還可以從服飾、古代歷法、風習等看。朝鮮族喜穿白衣，這與殷商傳統(tǒng)有關。《史記·殷本紀》說："湯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可見殷商尚白。《三國志》等史書記載，古朝鮮地區(qū)的扶余國"衣尚白，白布大袂",這是繼承了殷商的傳統(tǒng)。這個傳統(tǒng)一直保持到現(xiàn)在。
古朝鮮的歷法也跟殷商相似。《三國志·魏志·東夷傳》說，該地區(qū)"以殷正月祭天，國中大會"。殷商有殺人殉葬的風俗，而《東夷傳》等記載扶余國"殺人殉葬，多者百數(shù)"。《東夷傳》還說，該國"水旱不調，五谷不熟，輒歸咎王"。這又使人想起《呂氏春秋·順民》的記載："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予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于是……以身為犧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悅。""民乃甚悅"說明百姓認為湯這樣作才對，否則就不對，也就是說把大旱歸咎于湯。而且，《三國志·魏志·東夷傳》還說，半島上的許多居民，都自稱是來源于中國的"古之亡人"。
史籍、考古、姓氏、神話、民俗，各個方面相互吻合，都可以印證箕子與殷商遺民對古朝鮮的開發(fā)。
人物爭議
評說爭議
箕子與箕子朝鮮在中國商周古史、中國東北史上占據(jù)重要位置。箕子以一個哲學家、政治家、殷商思想文化的代表、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代表出現(xiàn)在中國歷史、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其學問、其人品、其影響長時期以來沒有得到應有的評說
箕子開發(fā)古朝鮮，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得到論證：
1、古代中國史書的記載；2、古代朝鮮史書的記載；3、考古發(fā)現(xiàn)與民俗的證明;4、從后代歷史往前推斷。
古朝鮮地區(qū)，包括今中國遼東半島的東部與今朝鮮半島的北部。公元前12世紀，殷商遺民箕子在這個地區(qū)建立了箕氏王朝，傳國900多年；王朝的最后一個國王箕準被衛(wèi)滿篡位以后，又南下立國200年，開發(fā)了半島的南部。他們作為移民成了后來韓國民族的重要組成部分。古代中國與古代朝鮮的歷史記載以及考古、民俗資料，都可以證明箕子與箕氏王朝開發(fā)古朝鮮的歷史。
箕子及其相關問題考證
（一）箕子及其東走、來周時間中國正史皆以箕氏朝鮮為古朝鮮的起始王朝。箕子實有其人，并非虛構，“箕，國名，子爵”。“微子、箕子，實是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也”。《尚史·箕子》謂“箕子名胥余，紂之親戚，或以為諸父，或以為庶兄”。《史記·宋微子世家》云“箕子者，紂親戚也”。他是商紂王時的重臣，官至太師，位至三公。孔子曰“商有三仁焉”，箕子即其一。他是對朝鮮產生過重大影響的一位歷史人物，受到世代朝鮮人民的尊重和愛戴，高句麗人“事靈星神、日神、可汗神、箕子神”。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的朝鮮和韓國，還有祭祀箕子的祠廟。商紂王荒淫無道，“傲然酒池肉林之間”，拒諫飾非，群臣不附，國勢日下。“三仁”力諫無果，比干被剖心觀竅，微子無奈隱去，箕子佯狂為奴。“微子之去，箕子之奴，比干之死，各反之于心而各得其致身之地”。周滅商后，周武王命召公“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商亡之痛，遠走遼東，建立古朝鮮國。箕子是哪年遠走遼東的？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搞清楚周滅商的時間。我們還是從周武王孟津觀兵談起，因它是周滅商的前奏。《史記·周本紀》：“文王緒業(yè)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孟津。”《皇王大紀·紂王》“西伯薨，葬于畢。”“畢，文王墓地名也。”“畢星主兵，故師出而祭畢。”可見，“畢”既指文王墓，又指畢星。“緒業(yè)九年”為周武王繼位第九年（紂王三十二祀）。那么，為什么要稱“文王緒業(yè)九年”呢？周文王受命滅商，但未完成，武王“以大統(tǒng)未集，安有改元稱王之事？”故繼位而不改元。“緒業(yè)”可理解為繼承文王的未竟滅商事業(yè)。《史記·周本紀》把孟津觀兵的時間說為文王緒業(yè)九年。但《集解》謂：“武王十一年東觀兵，十三年克紂。”《金縢篇》云：“十一年武王服闋，觀兵孟津，十三年克紂，十五年有疾，周公請命，王有瘳，后四年而崩，則武王年九十三年矣。而太史公云九年王觀兵，十一年伐紂，則以為武王即位年數(shù)與《尚書》違甚疏矣。”為什么《史記》與《集解》及《金縢篇》所記時間不一致呢？這是有原因的，《皇王大紀·紂王》載：“因文王，九年為十一年。”《尚書全解·周書》也說：“上承文王之年為十一年”。“九年”、“文王之年”都是指文王緒業(yè)九年。為什么要把“九年”改為“十一年”呢？原因有二：文王受命九年即亡，而自己伐紂時，恰好又是文王緒業(yè)九年，出于忌諱，把九年改為了十一年；行將滅商，意即文王的“受命”之事和“緒業(yè)”任務即將完成，必須要使用自己的年號。孟津觀兵后，周是否立即向商發(fā)起了進攻，史書記載是有分歧的。前引《集解》和《金縢篇》都載，孟津觀兵后，并沒有立即發(fā)起進攻，而是兩年后才發(fā)起滅商戰(zhàn)爭的。《史記·周本紀》也說是“居二年”后，才“遍告諸侯”，滅亡商紂的。但《皇王大紀》載，孟津觀兵后，即向商紂發(fā)起進攻，并滅亡了商紂王朝。筆者認為《皇王大紀》的記載是對的。因為，周文王緒業(yè)九年，即是商紂王三十二祀，而此年，正也是商紂滅亡的時間，不可能再有兩年后的滅商戰(zhàn)爭了。為了清楚起見，簡單列表如下（表中未注出處者，在正文已出現(xiàn)，并有注）：
周武王滅商后，為了緩和因滅商造成的政局動蕩，采取了一些撫慰措施。“封商紂子祿父殷之余民，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閎夭封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在周滅商的那年，即武王十一年。當年，箕子東走朝鮮。那么，他何時來周呢？《漢書·五行志七上》載“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何以稱“祀”，不稱“年”？因為在周稱“年”，在商稱“祀”。《書傳·周書·洪范》卷上謂：“在周而稱祀，亦箕子不事周之意。”《尚書疑義·周書·泰誓》云“稱祀不稱年者，則武王重箕子之不臣，尊箕子之道，故特以商之舊稱之，此圣人大公無我之心也。”“十有三祀”是何時？《大學衍義》卷二謂為“武王即位之十三年”。《尚書疑義·周書·泰誓》“則謂十有三祀者，是箕子受封之十有三祀矣”。這兩種說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史記·周本紀》“武王已克殷，后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丑，故問以天道”。“后二年”，是指滅商后的第二個年頭，即武王十三年。“武王十三年”與“武王即位之十三年”在實質上是有區(qū)別的，“武王即位之十三年”可以理解為武王繼位的第十三個年頭，而第十三個年頭即是武王十五年了（因改九年為十一年之故），是在周滅商后第四年，而不是“后二年”。箕子被封在周武王十一年，武王在完成滅商后六年即死去。也就是說，箕子被封十三年時，武王已經死去六年之久了，怎么會有武王問道，箕子演述洪范之事呢？
參考資料
[1]
三晉史話：古朝鮮的開國第一人——箕子 · 今日頭條[引用日期2021-4-23]
人物關系
文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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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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