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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歌
本詞條是多義詞，共3個義項
民族創(chuàng)作的傳統(tǒng)歌曲
每個民族在古代或者近代時期創(chuàng)作帶有自己民族風格的歌曲，是指每個民族的勞動人民傳統(tǒng)歌曲，每個民族的先民都有他們自古代已有的歌曲，這些歌絕大部分都不知道誰是作者，而以口頭傳播，一傳十十傳百，一代傳一代的傳下去。
今天我們所說的民歌，大都是指流行曲年代的民歌，所指的是主要以木吉他為伴奏樂器，以自然坦率方式歌唱，唱出大家純樸生活感受的那種歌曲。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 民歌 |
| 外文名 | folks |
| 拼音 | mín gē |
| 傳播方式 | 口頭傳播 |
| 其他意思 | 人民的歌 |
| 詞義 | 民族創(chuàng)作的傳統(tǒng)歌曲 |
| 屬性 | 詞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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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詞語解釋
名稱：民歌
拼音：mín gē
解釋：起源于或流傳于一個國家或地區(qū)的老百姓中間并成為他們獨特文化一部分的歌曲，民間文學的一種。勞動人民的詩歌創(chuàng)作，一般是口頭創(chuàng)作，口頭流傳，并在流傳過程中不斷經(jīng)過集體的加工。民歌的特點是表達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意志、要求和愿望，具有強烈的現(xiàn)實性，是各民族文藝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簡介
民歌形式
民歌，人民之歌。從古至今，無論東西南北，每一時代、地域、民族、國家；在不同的地理、氣候、語言、文化、宗教的影響下，都不其然會產(chǎn)生一類人類自娛、文化留傳或生活實質的宣泄。他們會以不同的形色傳遞他們的歷史、文明及熱愛，而歌謠亦是其重要之一環(huán)，而社會學或大眾俗稱之為民歌（謠）。它和人民的社會生活有著最直接最緊密的聯(lián)系，民歌是經(jīng)過廣泛的群眾性的即興編作、口頭傳唱而逐漸形成和發(fā)展起來的。它是無數(shù)人智慧的結晶，音樂形式具有簡明樸實、平易近人、生動靈活的特點。
美國民歌手 WOODY GUTHRIE在五十年代的唱片可說是最早的民歌唱片錄音，所以普遍被認定是現(xiàn)代民歌 (FOLK)的祖師。之后 PETE SEEGER、 THE WEAVERS繼續(xù)推動這類音樂。六十年代越戰(zhàn)，反戰(zhàn)民歌手如 BOB DYLAN、JOAN BAEZ、PETER、PAUL AND MARY等成為時代的呼聲。
世界民歌
民歌（謠）的特色，是在於其能否反影它的出處和環(huán)境、文化特色（質），而不只是在乎其使用的樂器的多少、輕重。（當然無可否認，樂器本身很多時亦能反影民歌本身的文化背境。）今天，我們活在香港，民歌音樂的文化早以支配在西方篷裙之下，我們今天說的民歌，大多數(shù)也就是西方（美國）的民歌。民歌還分少兒，成人。
起源與發(fā)展
我國民歌有著悠久的傳統(tǒng)，遠在原始社會里，我們的祖先在狩獵、搬運、祭祀、娛神、儀式、求偶等活動中開始了
他們的歌唱。如上古文獻中記錄的這樣一首《彈歌》:?“斷竹，續(xù)竹；飛土，逐肉。”它十分概括地描寫了原始時代狩獵勞動的全過程。全首民歌雖僅有八個字，卻好像一幅栩栩如生的原始射獵圖，是我們了解和認識原始時代人們生產(chǎn)和生活的珍貴資料和賞心悅目的藝術瑰寶。
2008年世界民歌博覽音樂周活動
周代的《詩經(jīng)》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其中的《國風》便采集了西周到春秋中葉黃河流域十五地區(qū)的民歌，故又稱“十五國風”，它們反映了從西周到春秋中葉(公元前十一世紀到公元前六世紀)綿延五百多年的復雜的社會生活、階級斗爭以及勞動人民多方面的生活狀況。其中許多優(yōu)秀的作品如《伐檀》、《碩鼠》、《式微》、《將仲子》等，不但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同時也具有卓越的藝術成就。它們以巧妙的比興手法，塑造了許多鮮明動人的形象。這些民歌生動地反映了我國古代勞動人民的精神面貌以及他們的創(chuàng)造才智，它們的高度人民性和現(xiàn)實主義精神，成為我國民歌的優(yōu)良傳統(tǒng)。
繼《詩經(jīng)》之后，公元前四世紀出現(xiàn)了《楚辭》。楚辭包括兩類作品：一種是偉大詩人屈原及其他楚國詩人根據(jù)楚國民歌曲調創(chuàng)作的詩歌；一類是經(jīng)他們整理的楚國民歌歌詞。如《楚辭》中收錄了屈原的《九歌》，《九歌》的11首民間祭祀歌曲，經(jīng)屈原根據(jù)出國南部的民間祭祀歌曲整理加工而成的。楚辭的最大特色是富于幻想和熱情，它為我國民歌的浪漫主義傳統(tǒng)奠定了最初的基石。
而漢魏六朝的樂府民歌、相和歌，又進一步繼承和發(fā)展了以上二者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戰(zhàn)城南》、《十五從軍征》等，都是當時比較深刻地反映了社會現(xiàn)實的優(yōu)秀民歌。由于內容的需要，他們在形式上突破了《詩經(jīng)》的四言詩體，發(fā)展了長短不同的句式和五七言體，這樣就更豐富了民歌的表現(xiàn)力。這種新的形式被稱為?“樂府體”,它給以后的民歌和詩人的創(chuàng)作帶來了很大影響。?“相和歌”的產(chǎn)生，突破了?“徒歌”的形式，加進了伴奏。從唐代的曲子到今天的說唱、戲曲，都和它有一脈相承的關系，如長篇敘事歌曲《孔雀東南飛》等，充分顯示了歌曲創(chuàng)作的重大發(fā)現(xiàn)。
唐代民歌保存下來雖不多，但從敦煌發(fā)掘出的?“曲子”資料和有關燕樂、變文的記載中可以看出，唐代民歌的創(chuàng)作和流傳是相當繁盛的。隨著反映生活內容的需要，唐代民歌經(jīng)過許多人的不斷加工，無論在曲調風格上、演唱形式上，都有了更高的發(fā)展。?“曲子”的產(chǎn)生，除了用于單獨清唱外，還被廣泛地用于說唱、歌舞中，受到人民的喜愛，成為民歌通向更復雜的藝術形式的橋梁。這種?“曲子”對以后的宋詞、元曲的發(fā)展起著有益的影響。
而到了明清近代時期，隨著新型的資本主義經(jīng)濟因素開始萌芽，在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極其尖銳的斗爭中，產(chǎn)生了數(shù)量相當多的、具有強烈人民性的杰出民歌。這一時期的民歌，除了具有廣泛的內容以及清新、明快、樸素的語言外，在形式上也比以前更為自由、活潑。從《魏氏樂譜》所收集的《水龍吟》、《長歌行》,以及明清的傳統(tǒng)牌子曲《山門六喜》等歌曲中，可以看出無論在歌詞、曲體結構、曲調的表現(xiàn)能力等方面都已經(jīng)大大豐富。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賦予了民歌新的生命，民歌創(chuàng)作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勞動人民翻身當家做了主人，美好的前景，展現(xiàn)在人們的眼前，這正像一個人在經(jīng)過艱苦跋涉的沙漠旅行后，突然看到了碧波萬頃的大海，人們的情緒激動了，歌不斷從激動的心頭流出來。人們用歌聲唱出了對黨、對毛主席、對新生活的無限熱愛。人民創(chuàng)作了如《東方紅》《咱們的領袖毛澤東》《瀏陽河》《八月桂花遍地開》等傳世之作。
保護
民歌在新中國的土壤上得到培育，像春天田野里的野花，連片密布，搖曳生姿。社會主義民歌創(chuàng)作的沃野展現(xiàn)在眼前，勞動人民的歌聲沖天而起，響徹云霄。
黨和政府十分重視民歌的搜集整理工作，先后派出工作組對全國的傳統(tǒng)民間文化，尤其是民風進行大范圍的搶救挖掘工作。自1984年起，又開展了編輯《中國歌謠集成》工作。通過這些大規(guī)模的活動，使得流傳于民間的歌謠得以典藏保存，為豐富和弘揚中華民族優(yōu)秀民間文化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西方
美國的文化對比上說（中、英、歐洲大陸等）都比較短；在我們聽到一些美國怨曲、跳舞音樂、爵士樂曲外，在承接中、西部人民的心靈，我們會聽到不少第二代美國本土人民的心曲，拓荒者的Country Fork Music，好像Woody Guthrie's ；‘This land is my land'、 Oh Susanna、Michael, Row the Boat ashore等等，此為典形的美國民歌。而 The Weavers (Pete Seeger)、The Kingston Trio、The Highway Man等可以說我所認識的是美國民歌的先驅。
至于被稱為美國現(xiàn)代（六十年代稱之為現(xiàn)代，而我們2004年被稱為處于后現(xiàn)代的尾聲）民歌之父的是Bob Dylan。 Bob Dylan 之所以被稱為'現(xiàn)代民歌之父'，是因為其在六十年代首先以他典形反叛、控訴加上其如詩的文字( lyric) ；寫出了不少能代表當代美國土地、文化，新一代知識分子、年青人的心態(tài)的樂曲。而該等文字、歌曲，又真的能直接、間接及一代一代地影響著美國甚至世界各地的文化（不止于音樂文化）。
至于其他大家能常常聽到的西方民歌手有：PPM最喜歡的（相信是） Peter, Paul and Mary, Simon and Garfunkel, Donovan, Joni Mitchell, John Denver等等。
區(qū)別
民歌和民謠的涵意實有點區(qū)別，民謠的「謠」字，有「虛」、「無」的意思，亦即所謂謠言、謠傳。「民謠」是泛指古時在民間流傳的歌曲，而作曲者已無可稽考，這些我們才會叫做民謠(當然也可叫民歌)，所以我們會說現(xiàn)代民「歌」或城市民「歌」，而不應有現(xiàn)代民「謠」或城市民「謠」之說。
我們在西洋歌劇或中國地方戲曲，不難發(fā)覺其音樂的部分，亦能充分反映一個族群的色彩性格、文化傳統(tǒng)，但我
們不會稱之為民歌，并不盡然是它有豐富的藝術內涵；而是這類傳統(tǒng)音樂，在沒有留聲機的年代，是宮廷貴族、知識分子或上層社會的「專利品」，并沒有在民間普及，所以「流傳民間」是成為民歌的最基本條件。
民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
上世紀至今英語是強勢語言，在多個領域影響著全世界，民歌亦然。我們這一代人，受歐美民歌熏陶至今。60年代歐美民歌在市場力量推動下作多元發(fā)展，臻至圓熟之境。事實上，歐美民歌在音樂上的價值和意義，是值得我們充分推崇和肯定的。
漢樂府
什么是“樂府”? ；它的涵義是有演變的。兩漢所謂樂府是指的音樂部門，樂即音樂，府即官府，負責搜集各地漢族民間音樂，這是它的原始意義。于是所謂樂府便由機關的名稱一變而為一種帶有音樂性的詩體的名稱。
六朝人雖把樂府看成一種詩體，但著眼還在音樂上。至唐，則已撇開音樂，而注重其社會內容，如元結《系樂府》、白居易《新樂府》、皮日休《正樂府》等，都未入樂，但都自名為樂府，于是所謂樂府又一變而為一種批判現(xiàn)實的諷刺詩。宋元以后，也有稱詞、曲為樂府的，則又離開了唐代所揭示出來的樂府的精神實質，而單從入樂這一點上出發(fā)，是樂府一詞的濫用，徒滋混淆，不足為據(jù)。
樂府一名，最早見于漢初，惠帝時有“樂府令”，但擴充為大規(guī)模的專署，則始于武帝。作為一個供統(tǒng)治者點綴升平、縱情聲色的音樂機關，漢樂府的任務，除了將文人歌功頌德的詩制成曲譜并制作、演奏新的歌舞外，它不同于后代的一個最大特點，或者說一項最有意義的工作，便是采集民歌。
《漢書·札樂志》說：“至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所謂采詩，即采民歌。同書《藝文志》更有明確的記載：
這件事，在文學史上也是有其重要意義的。白居易說：“周滅秦興至隋氏，十代采詩官不置。”(《采詩官》)其實，和周代一樣，漢代也是采詩的。而從上引文獻，我們還可以看到當時采詩的范圍遍及黃河、長江兩大流域，比周代還要廣。兩漢某些頭腦比較清醒的統(tǒng)治者較能接受農民大起義的歷史教訓，也頗懂得反映人民意向的民歌民謠的作用，經(jīng)常派遣使者“使行風俗”“觀納民謠”，甚至根據(jù)“謠言單辭，轉易守長”(《后漢書？循吏傳敘》)。這種政治措施，說明當時樂府采詩雖然為了娛樂，但也有作為統(tǒng)治之借鑒的政治意圖，即所謂觀風俗，知薄厚；而在客觀上也起了保存民歌的作用，使民歌得以集中、記錄、流傳。
據(jù)《漢書·藝文志》所載篇目，西漢樂府民歌有一百三十八首，這數(shù)字已接近《詩經(jīng)》的“國風”，東漢尚不在內，但現(xiàn)存的總共不過三四十首。最早見于記錄的是沈約的《宋書？樂志》，郭茂倩編《樂府詩集》有所增廣。郭氏將自漢至唐的樂府詩分為下列十二類：
這個分類很全面，也系統(tǒng)。漢貴族樂章載在“郊廟”一類，全是文人所作，其中惟《郊祀歌》的某些作品有一定的藝術價值，如《練時日》之創(chuàng)為三言體，《景星》等篇之多用七言句，《日出入》之通首作雜言。漢樂府民歌則主要保存在“相和”、“鼓吹”和“雜曲”三類中，相和歌中尤多。在音樂上，這三類也各具特色。相和是美妙的民間音樂，所謂相和，是一種演唱方式，含有“絲竹更相和”和“人聲相和”兩種意思；鼓吹曲則是武帝時吸收的外國音樂的新聲，當時主要用作軍樂；雜曲只是一種聲調失傳的雜牌曲子。在寫作年代上，郊廟歌辭中的《房中歌》最早，為高祖唐山夫人所作；鼓吹曲辭中的《鐃歌十八曲》是西漢作品；相和歌則大部分產(chǎn)生在東漢，其中題為“古辭”的，幾乎全是“漢世街陌謠謳”；雜曲年代最晚，已出現(xiàn)不少文人的作品，可以看出民歌的影響。民歌是人類文化中最寶貴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源于人民的生活，反映人民的生活，也廣泛而深入地影響著人民的生活。因此，馬克思說：“民歌時唯一的歷史傳說和編年史”。
西北民歌是指流行在陜西、山西、甘肅等省區(qū)的民歌。其中以“花兒”和“信天游”最具代表性。按傳統(tǒng)說法，男歌手將女情人稱為“花兒”，女歌手將男情人稱為“少年”，故“花兒”又叫“少年”，唱“花兒”也稱“漫少年”。歌唱方式為獨唱或對唱，演唱時即興編詞，聲調高亢舒長。花兒除在農事勞動和山野運貨等勞動場合歌唱外，各地還有“花兒會”的習俗，一般在農歷四到六月間（以六月初最盛），選擇風景秀麗、名山古剎坐落的地方，會期多則三四天，少則一兩天。屆時群眾云集，對歌聲此起彼伏，氣氛頗為熱烈。花兒分河湟花兒和洮岷花兒兩大系列，河湟花兒曲調豐富多彩，“令”多達一百余種，歌者多是自編自唱。有時也有對唱，但人數(shù)不是很多，三五一群，一人唱完一首，大家隨之呼應“歐——歐”之類的尾音，以烘托氣氛，激發(fā)情緒。而洮岷花兒曲調則比較樸實單純，只有少數(shù)的幾個“令”，多集中在花兒會上演唱，相互答問對唱。
花兒的曲調極為豐富，不同的曲調用不同的“令”來表示，每個“令”有獨特的音樂風格。
種類
按形式和作用
(1)高原山歌
山歌是中國民間歌曲的代表性體裁之一，是人們在山間野外放牧、砍柴、挑擔、鋤草、行路等個體勞動生活中隨意詠唱的一種短小民歌。歌者完全不受正在從事的勞動節(jié)奏的限制，興之所至，引吭而歌，唱腔充滿自由、奔放、舒展、悠長的特色。中國的山歌流傳很廣，但主要集中于西南、西北及北部高原、山區(qū)廣大地帶。每一民族或每一地區(qū)都有自己相對穩(wěn)定的山歌歌調、歌風和襯字襯腔的習慣用法。
(2)勞動號子
勞動號子俗稱?“號子”或?“哨子”,是中國民歌的重要體裁之一，普遍流傳于全國各省區(qū)。其主要功能，就是統(tǒng)一大伙的勞動節(jié)奏，協(xié)調勞動動作，調節(jié)人們的勞動情緒。多種多樣的生產(chǎn)勞動，產(chǎn)生了多種多樣的勞動號子。
如海洋漁民號子、江河船工號子、碼頭搬運號子、森林號子、工地建筑號子、?“鹽工號子”、?“打連架號子”、?“車水號子”、?“打石號子”等等。每一種勞動號子的音樂，都和這種勞動動作的特點緊密地聯(lián)系著。不同的勞動會產(chǎn)生不同的音樂形象和歌唱形式。
勞動號子的歌唱方式，基本上以?“一領眾合”為主。即一人領，眾人合；或眾人領，眾人合。在節(jié)奏較緩慢的號子中，領句較長，合句稍短；而在較為緊張的勞動中，領句、合句都十分短促。另外，在一般情形下，都是領句結束后，合句再進入，但也有在領句還未結束，合句就提前進入，造成兩聲部重疊的結構形態(tài)。
中國長江流域、珠江流域是世界上最大的稻作區(qū)之一。自古以來，稻農們都習慣于在栽秧、薅草、車水、挖地時唱歌助興。這些民歌名目繁多，總稱為田歌。其中比較著名的有：江蘇中南部的?“格冬代”、鑼鼓車；上海青浦的?“田山歌”、?“田歌”;安徽的?“喊秧歌”、?“薅秧歌”;江西的?“鋤山鼓”、?“打鼓歌”;湖北的?“長陽薅草鑼鼓”、?“畈腔”、?“薅草歌”、?“遠安花鑼鼓”;湖南的?“踩田歌”、?“打鑼鑼咚”;福建的?“耘田詩”;兩廣的?“打鑼開山歌”、?“插田歌”;云、貴、川的?“薅草號子”等等。
田歌的傳唱方式，基本上保留了勞動號子的特點，一般采用?“領”、?“合”形式、?“領”與輪流接唱形式和分組對歌形式。但田歌不象勞動號子那樣，在節(jié)奏、節(jié)拍方面受勞動節(jié)奏的限制和支配。而是起訖自由、速度舒緩、隨興而歌。在這一方面，他又與山歌題材比較接近。所以，田歌是介乎勞動號子與山歌之間的一種民歌題材。
(4)城鎮(zhèn)?“小調”
小調(或稱小曲)是廣泛流傳在各城鎮(zhèn)、集市的一種民歌體裁。長期以來，經(jīng)過城鎮(zhèn)職業(yè)、半職業(yè)民間藝人的加工、磨練，形成了結構較均勻、節(jié)奏規(guī)整、曲調細膩、主題內容多樣等一系列題材特征。近代小調的曲目，大致可分以為三類。一類是由明清俗曲演變而來的小調。明代俗曲如《寄生草》、《山坡羊》、《鬧五更》、《耍孩兒》;清代俗曲如:《剪靛花》、《玉娥郎》。另一類是地方性小調。
即一些流傳范圍不廣而僅限于一定地區(qū)的小調民歌。這類民歌的音調與特定地區(qū)的方言結合得很緊，如各地的?“對花”、?“兒歌”、?“搖兒歌”、?“攬工調”等。第三類是歌舞性小調。即南北方民間節(jié)日歌舞活動中傳唱的小調歌曲，北方如各省的?“秧歌調”、?“花鼓調”;南方如?“燈調”、?“茶歌”等。
(5)云嶺?“雙聲”
長期以來，人們都以為中國的民歌一律是單聲形態(tài)的。直到20世紀40年代后期，音樂學家才開始在中國西南部一些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陸續(xù)觀察到了一組歌手同時唱兩個聲部的現(xiàn)象。從而，改變了以往中國無?“復音”民歌的陳見。
這些?“雙聲”民歌所采用的聲部，大多是密集的同度、大二度、大小三度、四度、五度等音程。這些和聲的出現(xiàn)和運用，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種經(jīng)過長期歌唱實踐的自覺選擇。它所具有的獨特色彩，已成為中國雙聲部民歌的一個最明顯的特征。
按地域
陜北是民歌薈萃之地，民歌種類很多，當?shù)厮追Q“山曲”或“酸曲”。陜北民歌種類是很多的，比較有代表性的云南民歌有朱逢博演唱的《蘭花花》、《三十里鋪》等其中有四季歌、五更調、攬工調、酒歌、秧歌、勞動號子、歌舞曲、榆林小曲、渭北民歌、陜北套曲、二人臺、風俗歌、宗教歌曲和探家調等，以小調和信天游為主。
客家民歌
客家民歌主要包括客家山歌和客家童謠。流行于廣東東部的梅縣區(qū)、興寧市、五華縣、紫金縣，福建西部的上杭、寧化、清流、永定，江西南部的興國、瑞金、永新等地，以及臺灣北部的桃園、新竹、苗栗等地客家人聚居的地方。使用客家方言演唱。
云南民歌
按體裁
按照它的體裁我們可以將其分為三大類：號子（勞動號子）、山歌、小調（小曲）。
中國各民族的民間歌謠蘊藏極其豐富，從《詩經(jīng)》里的《國風》到解放后搜集出版的各種民歌選集，數(shù)量相當多，至于仍流傳于民間的傳統(tǒng)歌謠和新民歌，更是浩如煙海，這些民歌就形式而言，漢族的除了民謠，兒歌，四句頭山歌和各種勞動號子之外，還有“信天游”、“撲山歌”、“四季歌”、“五更調”，至于像藏族的“魯”“協(xié)”，壯族的“歡”，白族的“白曲”、回族的“花兒”、苗族的“飛歌”、侗族的“大歌”等，都各具獨特的形式，民歌的內容豐富，種類繁多。
按人群
情歌
據(jù)有些學者的看法，大概最早產(chǎn)生于對偶婚與對偶婚從夫居的一夫一妻制的交替時期，是民間歌謠中數(shù)量最多，也更加膾炙人口的一種，在歷代勞動人民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它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類：①傾訴互相愛戀之情和表明選擇愛人標準的，如《絲線牽橋妹敢過》、《金銀不是如意郎》。②抒發(fā)離別、想念之情的，如《把你畫在眼睛上》、《和來捏作一個人》。③表達誓不分離的堅貞愛情的，如《情愿挨打不丟郎》、《出了衙門手牽手》。④告誡和批評的怨情歌，如：“要學莧菜紅到老，莫學花椒黑了心”、《小妹郎多亂了心》。⑤為數(shù)甚多的“家花不如野花香”之類的偷情歌，雖含某些不健康的思想情感，但往往也表現(xiàn)了被剝奪正常愛情生活的人們對幸福生活的向往與追求。
兒歌
一詞，中國“五四”以后才普遍使用。古代稱為“孺子歌”、“小兒謠”等。兒歌有狹義廣義之分。狹義的專指由兒童自己創(chuàng)作以及由大人教唱但內容符合兒童生理心理特征和理解能力的歌。廣義的還包括由媽媽奶奶等教唱、反映舊社會大人特別是婦女生活情感的、但由兒童傳唱開來的歌。具有時政歌謠性質的所謂“童謠”，一般非真正的兒歌。兒歌按其功用，大致可分為三類：游戲兒歌、教誨兒歌、訓練語言能力的繞口令等。
特點
中國不僅不同民族和地域，民歌形式往往各異，即使在同一民族和地區(qū)中，也常有多種樣式。
句式
章段結構
四句頭最多。陜南、鄂西以及湖南、安徽、四川等省部分地區(qū)流行趕五句。兩句一首的有陜北信天游、內蒙古爬山歌、晉西北的山曲、壯族"師"體歌等。藏族"魯"體歌，多三至五句成章，三章成首，且句子之間講究對應。"諧"體歌多四句一首，也有六或八句成首的。僳僳族民歌，凡兩句兩句唱的，均分為上句與下句，上下句要求對仗。漢族各地流傳的小調歌詞，體例各有格陶小妹在首屆中國農民歌會上演唱套，如四季調為四段式，五更調為五段式，十送等為十段式，十二月調為十二段式等。西北"花兒"的河湟、洮岷、隴中三派，格式各異。各族民歌中，還有不少章、段、句數(shù)是不固定的。
陶小妹在首屆中國農民歌會上演唱
用韻
漢族民歌押尾韻的居多，四句一首的多一、二、四句用韻，五句一首的一、二、四、五句用韻，兩句一首的每句有韻。蒙族民歌則多押頭韻，在大多數(shù)四行為一章，上、下兩章成一首的民歌中，一般每行都要求押韻。各民族的民歌中，還有押腰韻、腰腳韻、頭腳韻或腰韻、尾韻相互為韻的。
表現(xiàn)手法
比興、夸張、重疊、諧音等手法，在民歌中多有運用。揭露抨擊性的時政歌謠，常用諧音、隱語。雙關語在情歌中運用較多。擬人化手法，兒歌中較為常見。納西族的相會調，在大量運用諧音同時，通篇以物擬人，如用蜂花、魚水相會，比喻男女間的愛情。 ；民歌的風格，因地區(qū)、民族等不同而異。傣族民歌明麗，赫哲族民歌粗獷。漢族民歌，北方的多偏于豪放，南方的一般比較婉約。但同為漢族南方民歌，吳歌又比楚歌更顯細膩。
中國的民族民間音樂是一個浩瀚的大海，每一個民族都有著自己引以自豪，流傳久遠的民歌，民歌是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的組成部分，中華民族大家庭的56個民族擁有古老的歷史，悠遠的文明和燦爛的文化，神州大地的肥沃土壤孕育的優(yōu)秀民歌、古樸、悠揚、明快、美妙、悅耳、令人感動、神往，與其它藝術一樣，民歌藝術同樣博大精深，同樣有著獨特的韻鼓掌和強大的生命力。
特征
簡介
民歌就是勞動人民的歌，是廣大人民群眾在社會生活實踐中，經(jīng)過廣泛的口頭傳唱形式逐漸發(fā)展起來的，和人民生活緊密地聯(lián)系著的歌曲藝術，悠久深厚的歷史傳統(tǒng)，復雜多樣的自然環(huán)境，博大的文化背景，眾多的民族和人口是造就民族音樂的最大原因，民歌有著三個基本特征：
1.和人民的社會生活有著最直接最緊密的聯(lián)系，民歌的作者是人民群眾，是他們在長期的勞動，生活實踐中，為了表現(xiàn)自己的生活，抒發(fā)自己的感情，表達自己的意志，愿望而創(chuàng)作的，在過去，勞動人民被剝奪了掌握文化的權力，不識字，更不懂譜，但他們卻用口口相傳的方式編唱自己的歌曲，以滿足生活的需要，如《長工苦》、《攬工人兒難》，傾吐了遭受欺詐壓迫的長工的悲苦情懷，《繡荷包》，抒發(fā)了少女對情人的思戀和對幸福生活的憚憬等。（明·馮夢龍）有“但有假詩文，無假山歌”之說，民歌所表現(xiàn)的人民群眾的思想是最真實，最深切的。
2.民歌是經(jīng)過廣泛的群眾即興編作，口頭傳唱而逐漸形成和發(fā)展起來的，它是無數(shù)人的智慧結晶。（民歌的創(chuàng)作過程和演唱過程，流傳過程是合而為一的，在傳唱過程中即興創(chuàng)作，在編制過程中演唱流傳）
3民歌的音樂形式具有簡明樸實，平易近人，生動靈活的特點。
號子
是人們在體力勞動過程中編唱并直接為之服務的民歌，它的音樂堅實有力，粗獷豪邁，和勞動者關系十分密切，號子對勞動有著實用性和表現(xiàn)性兩種功用，號子有以下5種：①搬運號子（包括裝卸、挑抬、推車號子等）；②工程號子（包括打夯、打硪、建房、采石等）；③農事號子（包括車水、打糧號子等）；④船漁號子（包括行水、打魚、船務號子等）；⑤作坊號子（包括打藍、鹽工、榨油、制麻等）。在民歌中，勞動歌產(chǎn)生的最早，魯迅先生認為：我們不會說話的祖先原始人，在共同操勞得特別吃力的時候，懂得唱歌謠來減輕股肉的疲乏，來集中注意力……。號子的領唱者就是勞動的指揮者，他用富于號召性的歌腔指揮眾人的勞動，號子的結奏極為短促，歌詞也比較單一，勞動者隨著節(jié)奏調整身體的協(xié)調，作為一種語言藝術，勞動歌最突出的藝術特點就是它強烈的節(jié)奏感。
山歌
是產(chǎn)生于山野勞動生活中，聲調高亢、嘹亮、節(jié)奏較自由，具有直暢而自由抒發(fā)感情特點的民歌，山歌產(chǎn)生在遼闊寬廣的大自然環(huán)境之中，是人們上山砍柴，田間勞動，山野放牧，或行腳、小憩時，為了抒發(fā)內心的感情或向遠處的人遙遞情意，對答傳語而即興編唱成的，山歌在藝術表現(xiàn)上有三個特征：①感情抒發(fā)的直暢性；②編唱形式的自由性；③形式手法的單純性，山歌又分為北方山歌，與南方山歌兩大類，北方山歌主要分布在西北色彩區(qū)，西北山歌大多集中在幾個歌種之中。主要有：陜北的“信天游”，甘肅、寧夏、青海的“花兒”，內蒙西部的“爬山調”和山西西北部的“山曲”等，南方山歌比北方普遍，幾乎各地都有，大多以地名稱之：江浙山歌，用吳語方言，稱之為“吳歌”，客家山歌，湘鄂山歌、西南山歌、南方的田秧山歌等，山歌的聲調高亢嘹亮，常用上揚的自由延長音來抒發(fā)感情，樂段結構較簡單，樂句內容的結構變化手法較多，它不僅簡單，樂句內部的結構變化手法較多，它不僅與向遠方喊話口氣語調直接相通，而且擅長表現(xiàn)熱烈、爽快、坦率、真誠的情緒與性格。
小調
是產(chǎn)生在群眾日常生活的休息娛樂、集慶等場合中的民間歌曲，它的流傳最為廣泛、普遍，形式較規(guī)整，表現(xiàn)手法較多樣具有曲折，細致的特點，小調產(chǎn)生在人們勞動之余，一般有兩種場合：一是休息或從事家務勞動的時候，人們常常用小調來泳嘆自己的心思，美化自己的生活環(huán)境；二是集體娛樂在街頭巷尾，酒樓茶館或者逢年過節(jié)，婚喪喜慶等時候，用以消遣助興，小調的音樂表現(xiàn)特點是：表達的途徑比較曲折，常常寓意于敘說故事，或寄情于山水風物，或借助于傳說古人，婉轉地表現(xiàn)出內心的意思來；表現(xiàn)方法比較細膩，較善于表現(xiàn)矛盾復雜的心情，含蓄內在的隱衷曲折多層的事物發(fā)展過程；形式比較規(guī)整化，修飾化，小調可分為北方小調，南方小調兩類，北方小調：1、北方時調，時調是小調的一種是在民間休息娛樂時為消遣助興而唱的民歌它還常被民間的職業(yè)，半職業(yè)藝人在城鎮(zhèn)市集酒樓茶館，街頭巷尾，游覽勝地用來為人們演唱，時調的音樂形式比較成熟，結構嚴謹、完整、節(jié)奏規(guī)整，常用樂器伴奏，表現(xiàn)手法也較豐富，漢族地區(qū)的時調分布很廣，北方、特別是華北色彩區(qū)的時調尤為突出，流行最廣的，有“茉莉花調”、“剪靛花調”、“孟姜女調”、“繡荷包調”、“對花調”等。2、華北、東北的其他小調《小白菜》這是一首河北一帶流傳的兒歌，《花蛤蟆》，這是山東菏澤地區(qū)的一道兒歌，3、西北的其他小調《攬工人兒難》是一首流行在陜北的長工訴苦民歌。由朱逢博演唱的《三十里鋪》是一首旋律非常優(yōu)美，感情真切動人的陜北民歌，南方的小調有江浙，閩粵臺小調、湘鄂、西南的小調等，形式多樣，調式變化和襯詞襯腔的運用都較豐富。
至清末民初，中國民歌在經(jīng)歷了數(shù)千年的傳播、流變、創(chuàng)新、積累之后，一方面是為適應不同社會階層以及不同的民俗場景而形成的題材范圍和體裁類別都以達到十分豐富成熟的境地，另一方面則是它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區(qū)的特定環(huán)境下所蘊積起來的民族和地域性風格的全面展示，從而使這類民間音樂成為歷史悠久、傳承不斷、體裁多樣、色彩斑斕、蘊藏豐富的一個民族文化寶庫，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人明確指出：中國民歌是中華民族社會生活的一部“百科全書”，也是為其他民間音樂提供豐富營養(yǎng)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歷史在不斷發(fā)展，社會在不斷進步，民歌從山野飄向都市、融入“城市文化大餐”，成為溝通城鄉(xiāng)獨特的情感語言，南寧國際民歌藝術節(jié)為海內外各民族的民歌文化藝術交流搭建了一個平臺，民歌節(jié)的作用不僅僅是把潛藏在民間的藝術活力借助現(xiàn)代傳媒展現(xiàn)在人們面前，從民歌的優(yōu)美旋律中，人們感受到團結、祥和、繁榮、發(fā)展的時代脈搏和健康向上的美好氣息，我們要充分挖掘民歌文化中的審美精神，從中提升出有益于現(xiàn)代社會和現(xiàn)代人的文化理想和生活理念，營造現(xiàn)代生活的藝術氛圍。
新的世紀，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和交流我們必須把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作為民族復興中極為重要的任務，使全體人民始終保持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tài)。
優(yōu)秀民歌既是精神文明建設的結晶，也是傳播精神文明的使者，民歌要為時代的進步鼓與呼，江澤民同志在十六大報告中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必須大力發(fā)展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我們要貫徹落實十六大精神，深刻認識民歌這一特色鮮明的文化藝術形式的重要作用，用十六大精神指導民歌藝術的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
作用
民歌與我國人民的生活有著密切的關系，它貫穿人生的各個階段，覆蓋生活的不同層面，成為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除了娛樂作用外，它在社會生活中還具有許多實際功用。
教育與傳承
在我國一些少數(shù)民族中，流傳著歌唱長篇敘事詩，歷史詩的民歌，例如彝族的?“梅葛”、苗族的?“古歌”、瑤族的?“盤王歌”、哈尼族的?“開天辟地歌”、景頗族的?“木瑙齋瓦”、獨龍族的?“創(chuàng)世紀”、僳僳族的?“木刮基”等等。
這些歌曲記述了有關宇宙與人類起源的古代神話和傳說，先民對一些自然現(xiàn)象的認識以及歷史、生產(chǎn)、生活和禮儀知識。這些歌曲曲調起伏較小，吟誦性強，篇幅長大，有的歌詞長達數(shù)萬行，一般需要數(shù)小時，甚至幾天才能唱完。這些歌曲多在節(jié)日、祭祀或婚喪禮儀中由巫師或德高望重的老人主唱，氣氛肅穆。
人生禮儀
人生有四個最重要的階段，即誕生、成年、婚姻和死亡。在我國許多民族中，民歌貫穿于這四大禮儀。例如漢族的《伴嫁歌》(或?“哭嫁歌”)，彝族接生婆所唱的《秧子歌》,廣西壯族男子18歲成年時所唱的《十八歲之歌》,蒙古族、普米族的婚禮歌曲，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土族、傣族、侗族、彝族、哈尼族、土家族、壯族、苗族、普米族的喪葬歌曲等等。
祭祀與驅邪
交際
民歌的交際功用包括戀愛、交流、送往迎來及對歌斗智等。它作為異性間交往的媒介，是我國許多民族中民歌的一項十分重要的功用。一些民族的傳統(tǒng)歌唱節(jié)目也往往與此相關。例如漢族的?“花兒會”,苗族的?“游方”,佬族的?“走坡”,西北地區(qū)土、回、撒拉、東鄉(xiāng)、保安及壯族的?“歌墟”等等。在節(jié)日的那一天，成百上千名青年男女聚集到專設的戶外歌場交游、嬉戲和對歌，歌聲通宵達旦，可持續(xù)數(shù)晝夜。還有一些民族，如布朗族、基諾族、傣族及南部侗族地區(qū)，有小伙子去姑娘家對歌尋偶的習俗。而哈尼族、黎族、景頗族等，則是由村寨或部落興建專用的公共房屋，供未婚青年男女對歌社交。青年男女從相識到定情，往往要有一定的過程，對歌的內容也就形成了一套程序。例如苗族的?“游方歌”的程序為第一次見面唱?“見面歌”,歌詞內容為雙方的自謙；再次見面唱?“相思歌”;第三次見面以后，才開始通過對歌了解對方更多的情況。
在雙方感情的進展和曲折中，又有相戀歌、婚誓歌、斷心歌、逃婚歌、斷情歌、分心歌、抗婚歌、詛咒歌等等。這些對歌形式的發(fā)展，在娛樂的同時又充分展示并推動了民間文化的發(fā)展。
總之，中國的民歌歷史悠久、蘊藏豐富，具有豐富的體裁和多樣的風格，它在反映人們生活的同時滿足了人們的審美需求，對于各民族文化間的交流和社會的發(fā)展，起著不可估量的推動作用，是中華民族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藝術寶庫，是世界民族文化中的藝術精品。
參考資料
[1]
《民歌》歌詞 · 網(wǎng)易音樂[引用日期2015-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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