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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詞派是清朝時期的一個重要詞派，由張惠言開創(chuàng)。在嘉慶初年，浙派的詞人更是在聲律格調(diào)上著力，導致詞的內(nèi)容漸趨空虛、狹窄。張惠言認為詞應該強調(diào)比興寄托，反瑣屑饤饾之習，從而試圖挽救浙派詞風的頹勢。 然而，他的觀點也引發(fā)了一些爭議。有些學者認為，張惠言的觀點過于保守，缺乏創(chuàng)新，且過于強調(diào)比興寄托，容易使得詞作失去自由、生動的特點。因此，盡管常州詞派在當時影響頗大，但其后的歷史地位卻并不突出。 總的來說，常州詞派在清朝時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影響逐漸減弱。常州詞派
清朝時期張惠言開創(chuàng)的流派
常州詞派
基本信息
社會背景
常州派發(fā)軔于嘉慶初年，“盛世”已去，風光不再，各種社會矛盾趨于尖銳激烈，朝野上下產(chǎn)生“殆將有變”的預感，濃重的憂患意識使學者眼光重又轉(zhuǎn)向于國計民生有用的實學。在詞的領(lǐng)域，陽羨末流淺率叫囂，浙派襞積，把詞引向淫鄙虛泛的死胡同，物極必反，曾致力經(jīng)學研究的張惠言順應變化了的學術(shù)空氣和思想潮流，“開山采銅，創(chuàng)常州一派”。
歷史
常州詞論始於張氏編輯的《詞選》。其書成於嘉慶二年(1797)，所選唐﹑宋兩代詞，只錄44家，160首。與浙派相反，多選唐﹑五代﹐少取南宋，對浙派推尊的姜夔只取3首﹑張炎僅收1首。雖失之太苛，但其選錄的辛棄疾﹑張孝祥﹑王沂孫諸家作品，尚屬有現(xiàn)實意義之作﹐說明詞在文學上并非小道，以印證張惠言在《詞選序》里所申明的主張。他竭力推尊詞體，援引《說文》“意內(nèi)言外”來論述，指出詞作近於“變風之義﹑騷人之歌”，用“敷衍古體以自貴其體”(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抬高詞的歷史地位。張氏比較注意詞作的內(nèi)容，能尋繹詞作“感物而發(fā)”﹑“緣情造端”的意旨，剖析詞人“低徊要”的寄托用心。由此出發(fā)﹐他批評了柳永﹑黃庭堅﹑劉過﹑吳文英諸家詞作是“蕩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可見其持論之嚴。但他亦有過分尋求前人詞作的微言大義而流於穿鑿附會的弊病。比如解說溫庭筠《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是“感士不遇也，篇法仿佛《長門賦》”，還認為“照花四句，《離騷》初服之意”。這種無根臆說曾遭到王國維的譏議，但是必須注意的是，這種解讀方式并非張惠言獨創(chuàng)，而是南宋鮦陽居士首創(chuàng)，張惠言只是模仿鮦陽居士解讀蘇軾《卜算子》的方式解讀溫庭筠等人的詞作而已。他又勇于立論，疏于考史。對一些詞作的解釋有失實之處。盡管如此，張氏強調(diào)詞作比興寄托﹐較之浙派追求清空醇雅，顯然在格調(diào)上高出一籌。張惠言的同調(diào)者有張琦﹑董士錫﹑周濟﹑惲敬﹑左輔﹑錢季重﹑李兆洛﹑丁履恒﹑陸繼輅﹑金應珪﹑金式玉等人，彼此鼓吹，聲勢大盛。
創(chuàng)作特點
以周濟為例
他撰定《詞辨》﹑《宋四家詞選》﹐“推明張氏之旨而廣大之”(譚獻《篋中詞》卷三)﹐但他并不囿於張氏的立論﹐“論詞則多獨到之語”(王國維《人間詞話》)﹐深化了張氏詞論。周濟在張氏推尊詞體的基礎(chǔ)上﹐著重提倡詞要有“論世”的作用。他認為“感慨所寄﹐不過盛衰；或綢繆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饑﹐或獨清獨醒﹐隨其人之性情學問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見事多﹐識理透﹐可為后人論世之資。詩有史﹐詞亦有史﹐庶乎自樹一幟矣”(《介存齋論詞雜著》)。
品評詞作
這就證實了張氏提倡比興寄托的內(nèi)容﹐要求詞作能反映現(xiàn)實生活﹐發(fā)揮其社會功能﹐而不僅僅是個人情思的抒寫﹐實為有識之見。另外﹐周濟還指明了詞作如何寄托的門徑﹐提出了“詞非寄托不入﹐專寄托不出”之說﹐并且以精麗的語言﹐描繪了詞人在“觸類多通”以后﹐“驅(qū)心若游絲之飛英﹐含毫如郢斤之斲蠅翼”(《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的構(gòu)思﹑創(chuàng)作過程﹐使“萬感橫集﹐五中無主”的濃郁感情通過“鋪敘平淡﹐摹繢淺近”(同前)的藝術(shù)形像體現(xiàn)出來﹐所論也較精辟。但他實際品評詞作時﹐與其立論常有矛盾齟齬之處。
《詞辨》從他早年所著《詞辨》僅存的“正﹑變”兩卷來看﹐把周邦彥9首﹑史達祖1首﹑吳文英5首遣興﹑詠物﹑應歌之作﹐劃為“正”體﹐而將26(李煜^李煜)9首﹑辛棄疾10首﹑陸游1首列在“變”體﹐就令人難以索解。晚年所著《宋四家詞選》﹐以周邦彥﹑辛棄疾﹑王沂孫﹑吳文英四家分領(lǐng)一代。并主張“問涂碧山(王沂孫)﹐歷夢窗(吳文英)﹑稼軒(辛棄疾)﹐以還清真(周邦彥)之渾化”﹐雖想博觀約取﹐仍不免囿于“婉約”一派。
代表人物
張惠言
張惠言（1761-1802）是學者，又是古文“陽湖三家”之一，更是著名詞人。他與兄弟張琦合編《詞選》（又名《宛鄰詞選》），選擇精嚴，并附當世常州詞人以垂示范，顯示一個在創(chuàng)作和批評兩方面均具特色、以地域集結(jié)起來的詞人群體的存在，因此，《詞選》成了一面開宗立派的旗幟。他所寫《詞選序》全面闡述自己詞學理論：主張尊詞體，要詞“與詩賦之流同類而諷誦”，提高詞的地位，倡導意內(nèi)言外、比興寄托和“深美宏約”之致，對扭轉(zhuǎn)詞風和指導風氣起了積極作用。他的《茗柯詞》騁情愜意，細致生動，語言凝練干凈，無綺靡濃艷之藻，抒發(fā)懷才不遇、飄泊無依和羈縛受制等心緒，詞旨常在若隱若現(xiàn)之間。如《木蘭花慢·楊花》名為詠物，實為抒懷，借楊花吟詠身世之感，體物形神兼?zhèn)洌闱槲镂液弦唬诿枘罨ɡ锛耐凶非蟆⑹⒂无D(zhuǎn)無定和歷經(jīng)坎坷的心態(tài)，是以物寫情的傳世名作。
周濟
周濟（1781-1839），他以藝術(shù)審美眼光推尊詞體，突出詞的“史”性和與時代盛衰相關(guān)的政治感慨；對詞的比興寄托，從創(chuàng)作與接受角度上，闡明詞“非寄托不入”和“專寄托不出”，揭示最有普遍意義的美學命題，被認為“千古文章之能事盡矣，豈獨填詞為然”（譚獻《復堂日記》）。在正變理論上，他以宋四家周邦彥、辛棄疾、吳文英、王沂孫為學詞途徑，使學周邦彥、吳文英成了時尚，既糾正浙派淺滑甜熟，也使“常派”真正風靡開來，籠蓋晚清時期的詞壇。但周濟創(chuàng)作與理論脫節(jié)，對藝術(shù)審美和技巧認識較精密，個人詞作卻未盡如人意。
創(chuàng)作傾向
常州派詞人對于創(chuàng)作﹐態(tài)度比較嚴肅。比如張惠言〔木蘭花慢〕《楊花》和周濟〔蝶戀花〕“柳絮年年三月暮”﹐遣詞精密純正﹐似別有意蘊﹐但比較晦澀。實際上也并無十分深刻的思想內(nèi)涵﹐與其立論尚有距離。這是他們詞作的主要傾向﹐也是整個常州派詞人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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