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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師大學堂是當時國家最高學府，最初也是國家最高教育行政機關(guān)，行使教育部職能，統(tǒng)管全國教育?！?/span>京師大學堂章程》中提到其辦學方針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后歷經(jīng)“戊戌政變”、義和團運動、八國聯(lián)軍侵占北京等變故，京師大學堂屢遭摧殘，以致停辦。1902年，清政府重建京師大學堂，設(shè)速成、預備兩科，創(chuàng)辦于1862年洋務運動期間的京師同文館也并入大學堂。同年，京師大學堂仕學館、師范館成立，師范館為北京師范大學（以及由北京師范大學臨時西遷中創(chuàng)辦的西北師范大學）的前身。1912年5月4日，京師大學堂更名為北京大學，旋即冠“國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冠名“國立”的大學。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 京師大學堂 |
| 外文名 | 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 |
| 別名 | 大學堂 |
| 校訓 | 為之則易，不為則難 |
| 創(chuàng)立時間 | 1898年7月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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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地位
京師大學堂，英文：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德文：Kaiserliche Universitaet von Peking，法文：Université impériale de Pékin，俄文：Цзинши дасюэтан （Пекин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京師大學堂創(chuàng)建于1898年戊戌維新運動之中，是我國第一所由中央政府建立的綜合性大學。成立之初，行使雙重職能，既是全國最高學府，又是國家最高教育行政機關(guān)，統(tǒng)轄各省學堂。1900年，京師大學堂先遭義和團沖擊，后被八國聯(lián)軍德、俄侵略軍占為兵營，校舍、書籍、設(shè)備嚴重毀壞，大學堂被迫停辦長達兩年。
1902年1月，戰(zhàn)事平息后，清廷下令恢復京師大學堂，任命吏部尚書張百熙為管學大臣。張百熙因時制宜，首先舉辦速成科，速成科分為仕學館和師范館，于1902年10月14日開始招生，并于當年12月開學。
京師大學堂與武漢大學前身自強學堂、天津大學前身天津北洋西學學堂、山西大學前身山西大學堂、上海交通大學及西安交通大學前身南洋公學、四川大學前身四川中西學堂、西南交通大學的前身山海關(guān)北洋鐵路官學堂屬同時期的近代新式高校。由于清政府的腐敗，政府并沒有對大學堂給予充分的投入，而自從國子監(jiān)和科舉制度取消、京師大學堂成立以后，京師大學堂即成為中國唯一官方最高學府和官方教育行政機構(gòu)，加上各方之優(yōu)秀士子投身京師大學堂，從職能、學統(tǒng)等方面均顯示出京師大學堂與國子監(jiān)之間的傳承，因此不少學者皆認為京師大學堂是中國太學的正統(tǒng)繼承者。
京師大學堂是北京大學在清末使用的舊名。除北大之外，也有其他學校可溯源自京師大學堂。京師大學堂曾舉辦速成科和預備科，速成科分仕學館和師范館，其中，后者即是今天北京師范大學、西北師范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后開辦分科大學，京師大學堂農(nóng)科大學成為中國農(nóng)業(yè)大學的前身之一。
成立背景
1862年，清政府在總理衙門設(shè)立了京師同文館。同文館的設(shè)立是我國創(chuàng)辦新式學校的開端，此后，清政府又決定設(shè)立算學館，學習天文算學。同文館的設(shè)立是我國創(chuàng)辦新式學校的開端。京師同文館是中國近代第一所新式高等學校。
1895年8月，康有為、梁啟超等在北京組織“強學會”，購置圖書，收藏報刊，供群眾閱覽，并經(jīng)常開會講演，討論學術(shù)，批評時政，宣傳介紹西方資產(chǎn)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和近代科學知識，鼓勵人們學習西方，以學以致用的原則來培養(yǎng)人才，最終達到民族自強的目的。
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芬在給清政府的《請推廣學校折》中，第一次正式提議設(shè)立“京師大學”。1898年初，隨著變法維新運動日益發(fā)展，康有為在《應詔統(tǒng)籌全局折》中再次提出：“自京師立大學，各省立高等中學，各府縣立中小學及專門學”。
1898年6月11日，在康有為、梁啟超的推動下，清光緒帝愛新覺羅·載湉頒布《明定國是詔》宣布變法，而建立京師大學堂是其重要舉措。詔書中強調(diào)：“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于是由梁啟超起草了一份《奏擬京師大學堂章程》，這個章程是北京大學的第一個章程，也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最早的學制綱要。
《奏擬京師大學堂章程》提出的“兼容并包”、“中西并用”，重視師范教育，基礎(chǔ)學科與專門學科相結(jié)合，課程設(shè)置要“嚴密切實”，破格選拔人才等，體現(xiàn)了康有為、梁啟超的變法主張，為中國現(xiàn)代高等教育的發(fā)展設(shè)計了良好的開端。
1898年7月3日，光緒帝正式批準設(shè)立京師大學堂，由孫家鼐主持在北京創(chuàng)立，最初校址在北京市景山東街（原馬神廟）和沙灘（故宮東北）紅樓（現(xiàn)北京五四大街29號）等處。許景澄任中學總教習，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 A. P. Martin）任西學總教習。
1901年丁韙良等人在京師大學堂前合影
1900年，八國聯(lián)軍入侵北京，京師大學堂遭到破壞，校舍被占，圖書設(shè)備被毀，大學堂難以維持，于8月3日被下令停辦，1901年它并入了京師大學堂，是京師大學堂最早的組成部分。
1902年12月17日學堂恢復，藏書樓也于同年重設(shè)，派吏部尚書張百熙為管學大臣，吳汝綸和辜鴻銘任正副總教習，嚴復和林紓分任大學堂譯書局總辦和副總辦，各個方面開始步入正軌。先設(shè)速成、預備兩科。速成科分仕學、師范兩館，預備科分政科及藝科，創(chuàng)辦于1862年洋務運動期間的京師同文館也并入大學堂。
1903年增設(shè)進士館、譯學館及醫(yī)學實業(yè)館。畢業(yè)生分別授給貢生、舉人、進士頭銜。同年改管學大臣為學務大臣，統(tǒng)轄全國學務。另設(shè)總監(jiān)督，專管京師大學堂事宜，派張亨嘉為第一任總監(jiān)督，京師大學堂遂成為單純的高等學校。
1903年底，京師大學堂選送39名學業(yè)優(yōu)秀者赴日本、歐美留學，其中師范館（現(xiàn)北京師范大學）學生31名。這是京師大學堂首次派出留學生。
北京師范大學
1910年京師大學堂開辦分科大學，共開辦經(jīng)科、法政科、文科、格致科、農(nóng)科、工科、商科共七科，設(shè)十三學門，分別是詩經(jīng)、周禮、春秋左傳（經(jīng)科）；中國文學、中國史學（文科）；政治、法律（法政科）；銀行保險（商科）；農(nóng)學（農(nóng)科）；地質(zhì)、化學（格致科）；土木、礦冶（工科），一個近代意義的綜合性大學初具規(guī)模。
1912年5月4日，當時是中國的最高學府、也是中國最高教育行政機關(guān)的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備受中國知識分子景仰的近代啟蒙思想家、翻譯家和教育家嚴復出任北京大學第一任校長。
京師大學堂首次派出39名學生出國留學
教學方針
課程設(shè)置
張之洞與京師優(yōu)級師范學堂教師合影
治學方針
孫家鼐被任為管學大臣后，又于六月二十二日上《奏籌辦京師大學堂大概情形折》8條，主要內(nèi)容為：
一、為舉人、進士出身之京官設(shè)立仕學院，以習西學專門為主。
二、大學堂應為畢業(yè)生代籌出路，其已授職者，由管學大臣出具考語，各就所長請旨優(yōu)獎；其未仕者，亦由管學大臣嚴核其品學，請旨錄用。
三、精簡學科門類，如經(jīng)學、理學可合并為一門，兵學宜另設(shè)武備學堂。
四、編譯局主要應編譯西學各書，舊有經(jīng)書仍應以“列圣所欽定者為定本”，即使非欽定本，也不得增減一字，以示尊經(jīng)之意。
五、總教習可設(shè)2人，分管中學和西學。西學教習薪水應從優(yōu)。
六、應取消學生“膏火”（即生活津貼費），而改為獎賞，以激勵學生努力向?qū)W。
經(jīng)孫家鼐推薦，任命許景澄（1845―1900）為中學總教習，美國傳教士丁韙良為西學總教習。大學堂校址設(shè)在地安門內(nèi)馬神廟和嘉公主舊第，原有房340多間，又新建130多間，即后來的北大二院，又在北河沿購置房舍一所，開辦譯學館，即后來的北大三院。大學堂辦學經(jīng)費為30萬兩，常年用費為200，630兩。戶部指定從華俄道勝銀行中國政府存款500萬兩的利息中支付；不敷之數(shù)，由戶部補足。
欽定章程
《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將大學堂分為預備科（簡稱預科）、大學專門分科和大學院三級。預科又分政、藝兩科，政科包括經(jīng)史、政治、法律、通商；藝科包括聲、光、化、農(nóng)、工、醫(yī)、算學。預科學制三年，畢業(yè)后可升入大學專門分科，并給予舉人出身資格。大學專門分科相當于后來的大學本科，分科相當于學院；科下又分門目，相當于后來的系。規(guī)定共設(shè)7科：政治、文學、格致、農(nóng)業(yè)、工藝、商務、醫(yī)術(shù)。每科下設(shè)幾個門目，7科共設(shè)35門。大學專門分科學制3―4年，畢業(yè)后可升入大學院（相當于后來的研究生院）深造，并給予進士出身。大學堂另設(shè)速成科，包括仕學、師范二館，學制3至4年，畢業(yè)后可任初級官吏或?qū)W堂教習。當年九月十三日正式舉行速成科招生考試，十月二十六日又第二次招考，兩次共錄取182名，十一月十八日（12月17日）開學。1949年以前即以公歷12月17日為北京大學校慶日。
招生考試
1902年10月14日，京師大學堂經(jīng)過一段時期的籌備，正式舉行了招生考試。為作好招生工作，京師大學堂向全國各省督撫發(fā)出了通知，要求各地給予積極配合和支持。各地方官接到通知后，先在本地選拔，擇優(yōu)錄取，然后再送到京師參加全國統(tǒng)一考試。京師大學堂這次招生的首先是速成科。考生成績評定采用百分制，以60分為及格。這種評分辦法是中國高等學校以60分為及格標準計算學生考試成績的開始，這次考試也是京師大學堂第一次舉行的較正規(guī)的招生考試。本次共錄取200名學生。
成立發(fā)展
背景
京師大學堂的部分師生合影
在康有為、梁啟超的推動下，1898年6月11日，清光緒帝下《明定國是詔》，正式宣布變法，詔書中強調(diào)：“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以期人才輩出，共濟時艱”。7月3日，光緒批準了由梁啟超代為起草的《奏擬京師大學堂章程》，這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最早的學制綱要。吏部尚書孫家鼐被任命為管理大學堂事務大臣，曾出任多國公使的許景澄和長期擔任京師同文館總教習的美國傳教士丁韙良分別出任中學和西學總教習。近代以來，為挽救民族國家危亡，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大聲疾呼變法自強，掀起維新變法運動，京師大學堂就是在戊戌維新運動中誕生的。
自科舉制度和國子監(jiān)相繼取消以后，京師大學堂即成為中國惟一最高學府和最高教育管理機構(gòu)，也成為科舉取士制度的替代品。1904年京師大學堂進士館開學，招收了最后兩批科舉進士，即癸卯科（1903年）進士80余名和甲辰科（1904年）進士30余名入學；1905年國子監(jiān)停辦時，一批未畢業(yè)的學生直接進入京師大學堂學習。可見，京師大學堂繼承并替代了科舉制度和國子監(jiān)，是古代取士制度與高等教育向現(xiàn)代演進的承上啟下者。因此，很多學者如胡適、季羨林、馮友蘭、周培源、任繼愈、蕭超然等都認為，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是中國自漢代太學以來國家最高學府的惟一正統(tǒng)繼承者，甚至北大的歷史可以因此上溯到兩千多年前漢武帝設(shè)立太學之時。
戊戌大學
經(jīng)此國變之后，光緒遭到幽囚，維新派或出逃，或被治罪。慈禧進行了全面復辟，把變法的所有新政統(tǒng)統(tǒng)廢除。但是，她卻保留了新政中正在艱難籌建的京師大學堂。當時在天津出版的《國聞報》曾記載說道：“戊戌政變”后的“北京塵天糞地之中，所留一線光明，獨有大學堂而已?！保ㄞD(zhuǎn)引自朱有王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下冊，第649頁。）京師大學堂成為“戊戌政變”后唯一幸存者。
這一極不尋常的現(xiàn)象，非常令人費解。于是，就有人去探索，去求解，并提出不少論點。其中最為流行的說法是，由于京師大學堂的創(chuàng)辦早于“戊戌變法”。
例如，1987年，羅筠筠先生就說道：“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9月21日，頑固派發(fā)動政變，光緒被囚，變法失敗，維新派的改革措施幾乎全被廢除，唯有京師大學堂因‘萌芽早，得不廢’，命孫家鼐繼續(xù)負責籌辦，但教學方針和內(nèi)容都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學堂規(guī)模也大大縮小了……?！边@是羅先生特為紀念北大90周年而寫的《教育改革乃強國之本——～京師大學堂創(chuàng)辦人、大學士孫家鼐》一文中的論點。（中國文化書院編：《北大校長與中國文化》，三聯(lián)書店1988年版，第1～12頁。）
可見，羅先生對京師大學堂之所以成為“戊戌政變”的唯一幸存者的原因，明確采取了京師大學堂早于“戊戌變法”之說。在這里，羅先生對其所引證的論 據(jù)“萌芽早，得不廢”，未作交待。
不過，后來倒有人說明了京師大學堂是比“戊戌變法”的1898年還要早三年的1895年的產(chǎn)物。郝平先生為紀念北大百年而特地撰著了一本有關(guān)京師大學堂的專著。他在其中強調(diào)說道：“筆者在研究京師大學堂的創(chuàng)辦經(jīng)過時，將大量的歷史資料進行分析和研究，終于找到了問題的癥結(jié)所在。這就是：嚴格地說，京師大學堂并非像人們普遍認為的那樣，是戊戌變法的產(chǎn)物，而是甲午戰(zhàn)爭的產(chǎn)物。”
接著，作者列舉了三個論據(jù)。其一是，康有為于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9月初八日所寫的《公車上書》，“也迫使光緒皇帝下決心在中國創(chuàng)辦一所新式大學堂”。其二與其三是，光緒皇帝于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先任命孫家鼐為管理官書局大臣，（孫家鼐在《官書局奏定章程疏》中，提出了“廣教肄，擬設(shè)學堂一所”的建議——～引者注。），后批準李端關(guān)于創(chuàng)辦京師大學堂的奏折。這些就“啟動了創(chuàng)辦京師大學堂的籌備工作?！弊髡哂痔貏e指出：“光緒的這一作法，一直得到慈禧太后的默許。”云云。
于是，作者進一步得出結(jié)論：“正因為京師大學堂的籌辦先于戊戌變法，所以慈禧在廢除戊戌變法中的一切改革措施之時，才對京師大學堂網(wǎng)開一面，不但允許它繼續(xù)存在，還始終關(guān)注它的每一步進展?！保ㄒ陨暇院缕街骸?/span>北京大學創(chuàng)辦史實考源》，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48頁。）
可見，郝先生對京師大學堂之所以成為政變的唯一幸存者的原因的說法，是和羅先生完全相同的。
但是，這個說法雖不無道理，仍是值得懷疑，尚需再作推敲的。因為，這條理由僅僅以時間的先后為立說，而時間的先后在這里并不能直接反映出這一特殊現(xiàn)象的本質(zhì)及其根源。
盡管京師大學堂的“醞釀”確實早于“戊戌變法”的伊始，但是決不能就說它不是“戊戌變法”的“產(chǎn)物”。京師大學堂，是“戊戌變法”的產(chǎn)物，并且，“是‘戊戌變法’的直接而優(yōu)先的產(chǎn)物?！保ㄕ堅斠娮咀鳎骸毒煷髮W堂、北京大學與光緒皇帝、戊戌變法》。）京師大學堂被光緒皇帝御筆親書在“戊戌變法”的綱領(lǐng)性文件——《明定國是詔》中：“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妥速議奏?！保?/span>中國歷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頁。）并且，這道圣旨又是光緒皇帝御駕親臨天安門主持當眾向中外宣布的。
這是歷史事實，人們必須予以尊重，而不能隨意進行曲解。所以，我們就不能把“醞釀”中的京師大學堂說成是“正式產(chǎn)物”的京師大學堂。
否則，不但京師大學堂這一項新政，僅因其有“醞釀”過程，就變得不再是“戊戌變法”的地道的“產(chǎn)物”，而幸免于難，得以保存下來了，而且其它許多項新政，皆因其也有“醞釀”過程，同樣也就變得不再是“戊戌變法”的正式的“產(chǎn)物”了，并同樣也都應該幸免于難，得以保存下來了呢！
京師大學堂由“醞釀”到“決行”、“粗定”、“有成”的長達三年之久的艱難歷程，梁啟超早已總結(jié)得一清二楚了。
首先，梁啟超在光緒皇帝于1898年6月11日（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所頒《明定國是詔》的案語中說道：“按大學堂之詔，三年前既下之矣。至是乃決行之。”（《戊戌變法》（二），第19頁。）
其次，半個月后，梁啟超在光緒皇帝于同年6月26日（五月初八日）為督辦京師大學堂當整飭庶務的諭旨的案語中又說道：“大學堂自乙未年下詔開辦，至今三年，四煩上諭矣，而大臣猶視同無物，若非皇上之雷厲風行，諄諄催問，必將再延三年，尚無一字矣，而外人猶訾上之急激，局外人豈知局中之苦哉？（同上書，第26頁。）
再次，又過了一周，梁啟超在光緒皇帝于同年7月3日（五月十五日）派孫家鼐為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的諭告的案語中又說道：“乙未和議成后，士大夫漸知泰西之強，由于學術(shù)，頗有上書言之者，而刑部侍郎李端棻之奏，最為深切詳明，得旨允行，而恭親王剛毅等，謂可以緩行，諸臣和之，故雖奉明詔，而束高閣者三年矣。皇上既毅然定國是，決行改革，深知現(xiàn)時人才未足為變法之用，故首注意學校，三令五申，諸大臣奉嚴旨，令速擬章程，咸倉皇不知所出？蓋中國向未有學校之舉，無成案可稽也。當時軍機大臣及總署大臣，咸飭人來屬梁啟超代草，梁乃略取日本學規(guī)，參以本國情形，草定規(guī)則八十余條，至是上之，皇上俞允，而學校之舉乃粗定。即此一事，下之志士之發(fā)論，上之盈廷之抗議，凡歷三年，猶煩圣主屢次敦迫，僅乃有成，其難如此……?！保ㄍ蠒?，第29頁）
所以，興辦京師大學堂的決議（系指“醞釀”——～作者自注），并非是光緒皇帝“一言為定”、“一錘定音”、“一唱百和”，而是“議而不決”、“一拖再拖”，前前后后竟然拖了長達三年之久，直到下《明定國是詔》時方才有所定奪，落實了下來。
京師大學堂之所以能成為“戊戌政變”后唯一幸存者，關(guān)鍵在于慈禧太后的態(tài)度。當“戊戌政變”后的第五天（1898年9月26日），京師大學堂正心驚膽戰(zhàn)地等待噩運降臨，不料慈禧太后在諭旨中卻說道：“大學堂為培植人才之地”，應予以繼續(xù)興辦。慈禧太后當其時可是“一言九鼎”，全由她說了算的。所以，就憑她這一句話，就使京師大學堂化險為夷，得以幸免于難，成了“戊戌變法”諸多新政的唯一幸存者了。
為什么慈禧太后對京師大學堂要網(wǎng)開一面，要予以如此這般的優(yōu)待呢？
慈禧太后在內(nèi)憂外患面前，清政府的屢屢失敗再三地教訓了她，為了維護皇權(quán)，她必須始終依靠矢忠于她的頑固派與保守派。但在領(lǐng)導權(quán)以外的各項事業(yè)中，則必須依靠新人去辦，因為原有的老臣勛舊雖有忠心，但卻無辦事能力，于事無補。而新的人才，舊辦法是培養(yǎng)不出來的，只有改用新辦法。同文館與京師大學堂則皆是新辦法，并且京師大學堂后來居上于同文館。因此，她過去肯定并支持過同文館，而今便會肯定并支持京師大學堂了。為此，她就可以突破并超越“戊戌變法”新政的框架，使京師大學堂為她所用。所以，她對全國各省省會與各州府縣在變法風氣影響下興辦的大量學校，基本上也采取了寬容的態(tài)度，允許其繼續(xù)存在與發(fā)展?！按髮W堂為培植人才之地，除京師及各省省會業(yè)已興辦外，其各州府縣議設(shè)之小學堂，著該地方斟酌情形，聽民自便?！埃ㄍ蠒?，第101頁）可見，慈禧太后之所以保留京師大學堂，并非出自于偶然，而是有其深層考慮的，誠可謂“老謀深算”了。
京師大學堂在慈禧太后大開綠燈之后，不但被保留了下來，而且還得以繼續(xù)籌建。于是，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初九日（1898年11月22日），將地安門內(nèi)馬神廟空閑府第改建而成京師大學堂。京師大學堂遂即進行了首次正式招生。終于，京師大學堂于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1898年12月31日），首次正式開學。這標志著我國從此就有了第一所近代化的高等學府——京師大學堂。
京師大學堂
戊戌政變后，清政府恢復舊制，京師大學堂是百日維新的僅存碩果。但實際上也一度陷于停頓，光緒二十四年十月開學時，學生不及百人。原定開10科，實際只辦了詩、書、易、禮四堂及春秋二堂，每堂不過10余人，所學內(nèi)容仍舊是孔孟經(jīng)書和朱子理學，性質(zhì)仍近似于舊式書院。而且，因恢復了八股取士制度，大學畢業(yè)生也只有參加科舉考試得中后，才能進入仕途，故每于科舉考期，學生紛紛請假赴考，學堂形同虛設(shè)。
1898年至1900年的京師大學堂，一切因陋就簡，因此，它在實質(zhì)上仍然是一所封建主義、并帶有近代資本主義性質(zhì)的舊式書院。
主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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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沿革的學校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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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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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師大學堂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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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鰍（Misgurnus anguillicaudatus），也稱“鰍魚”，是泥鰍屬的一種魚類。廣泛分布于日本、朝鮮、俄羅斯、印度、摩洛哥及中國等國家；在中國，尤其在長江和珠江流域中下游分布較廣，群體數(shù)量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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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教（Judaism）是猶太民族的宗教，起源于古代以色列人的文化和信仰體系。猶太教是一神教，強調(diào)上帝是唯一的創(chuàng)造者和統(tǒng)治者，奉行道德價值觀和倫理準則，以指導個人及社群的生活。
尚可名片
這家伙太懶了，什么都沒寫！
作者
